我走在鲜叠的沙滩上。五月的鲜叠，阳光温煦，海风清润，水静沙柔，一片祥和。

　　鲜叠是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一个小渔村，坐落在一片海边平地上，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整个地形像一只簸箕。村东侧的山低而陡峭，西侧的山高而和缓，山上林木郁郁葱葱，海里横着几座小岛，最显眼的是横趾岛，出海便是乐清湾。

　　这是我第六次来到鲜叠。每来一次，就觉得自己和高铭暄先生的心又近了一步。

　　一

　　1934年，高铭暄还不到六岁，就被父亲送去上学了。

　　鲜叠小学就建在村东边。因校园后面紧挨着山，山上长着密密麻麻的毛竹，因此被喊作“毛竹下”。

　　教材发下来了，语文课本的第一课，仅仅印着一行字：“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

　　老师就着这一行字读一句，学生们跟一句，然后再逐字逐词地讲解。很快，同学们就发现，学校的老师们都很温和，课堂纪律也不严格，只要不是太闹腾，老师一般是不会批评的。下课的铃声一响，老师就宣布下课，课后也不留作业。同学们很开心，“呼啦啦”地一起冲到教室外面去玩。

　　童年的高铭暄，比较贪玩。一放学，他往往不是回家，而是直接奔向沙滩，书包一撂，就和沙滩上的孩子们打起了沙仗或是捉起了螃蟹，不玩到奶奶喊吃晚饭了绝不收兵。

　　二年级的期末考，他的语文成绩只得了30分。老师严肃地批评了他，并宣告他必须降级重读。这是贪玩的结果呀！这件事对他造成的震撼与打击是空前的。看着身边的同学都有了升学资格，自己则要降一级，降级生，真是太丢人了！

　　他实实在在地尝到了羞愧甚至“屈辱”的滋味。

　　他独自来到沙滩。沙滩上没什么人，同学们都在庆祝将要升学。他发了疯似的在海滩上跑了起来，从东跑到西，又从西跑到东。跑了几个来回，累得不行了，便仰躺在沙滩上，望着头顶的天空，听着海潮的声息，发呆。

　　月亮高挂在天空。旁边有一颗星特别的耀眼。他记得父亲曾告诉过他，月亮旁边那颗星最亮，叫金星。金星是天上最亮的一颗星星，是人类肉眼能够看到的最亮的星。他忽然想，要能做一颗金星多好，有让人一眼识得的光亮，可以引导人的方向。

　　只是要能够做一个发光的人，就一定要读书。他一骨碌爬起来，望着海面出神。海面上有隐隐的、细碎的波光，像一条路通向远处。横趾岛黑乎乎的，阻挡了他的视线，却阻挡不了他的理想。他要像父亲一样，从这个海上乘船出发，去温州上学，去杭州上学，去上海。他要像父亲一样受人尊重，要被称作乡贤。他要像金星那样发光……这样想着，他心里有着无穷的力量。

　　沙滩上静了下来，海潮声慢慢大了。

　　二

　　到了新班级后，高铭暄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再也没有了贪玩的心思。他埋头苦学、奋起直追。很快，他竟发现读书是件很好玩的事，从而更加用功，成绩火箭式地上升。

　　期末考完试，学校把学生的成绩按优劣顺序贴到布告栏上。因为之前30分的成绩，高铭暄不敢顺着布告从上往下看，而是从下往上找自己的名字。看啊看啊，看到最上面才看到自己的名字，第一名！全学年第一名！他惊喜，同学们震惊！同学们围着他喝彩，老师也称赞他是“知耻而后勇”的榜样。他第一次深深感到了荣耀与尊严。他意识到，鲜花和掌声，需要坚强和努力、需要真才实绩才能赢得。

　　小小少年，经历了荣耀的时刻，却也遭遇了两次被“冤枉”的事件。

　　一次是被老师“冤枉”给女生递纸条。班级里有一位女同学，高铭暄和她自小相识。有一次，几个班级合并上大课，那女生正好坐在高铭暄的后排。课中，那女生从桌下递给了他一张纸条，让他帮她答一道难题。简单几笔，他把答案写在纸条上递回去。

　　不巧的是，他递纸条的动作恰好被路过的教导主任看到了。下课后，教导主任竟然点名让高铭暄留下。他声色俱厉地叱问起来：“给女同学递纸条，这是什么事！问问你爸爸去，这样做行不行？”鲜叠人素来推崇父亲的人品学问，教导主任的言下之意，认为高铭暄败坏门风。

　　高铭暄虽然满心委屈，莫名其妙，但牵涉到父亲的名誉，自然重大。这样一想，他便低头认骂，心里懵懵懂懂地认定：这辈子都不能给女性递纸条。直到成年后才隐约想通，教导主任大概认为他举止轻薄。实际上，他那时才八九岁，哪里想得到递张解答难题的纸条居然会触犯了禁忌。

　　一次是被“冤枉”故意伤人。那时小学生流行带着小刀去学校，除了日常之用，还可以削铅笔。父亲那段时间送了他一把带鞘的小刀，刀鞘上有一条细铁链。小刀银刃闪闪、古色古香，煞是好看。

　　一天，高铭暄和一群同学挤在布告栏前面看学校新出的成绩布告，一边看，一边随手拉着铁链晃动小刀。晃着晃着，小刀被晃得脱了鞘。只听得“啊”的一声，旁边一位同学手捂着脸，发出痛苦的呻吟。高铭暄吓坏了。

　　不多久，对方家长便找上门来，讨要说法。奶奶把高铭暄拉到身边，带着他忙不迭地赔礼道歉，待人家消了气，又马上带着礼物去看望受伤的孩子。好在那孩子的伤势不重，只是脸上被划了一道，破了皮。

　　回家后，一向温和的奶奶，又把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高铭暄心里很委屈，但也没有顶嘴，只独自生着闷气。他认为这是无心之过，不该受到如此严厉的训斥，但从奶奶的态度中，他也隐约明白，无论故意与否，一旦造成了不良后果，就一定要承担责任。

　　这两件“冤案”，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从那时起，他一直警戒着类似的错误，始终为人光明磊落、清白正直，任何言行举止都谨慎不逾矩，以避免给他人造成意外的伤害。

　　在对公正和冤屈有了深切的体会后，他突然迷上了京剧里的包公。

　　在鲜叠村的中心位置，有一座叫作“杨府殿”的庙。吉庆的日子，村里就会请戏班子来杨府殿唱戏，演得最多的是京剧。高铭暄听得多了，也能整段整段地唱。从这时开始，他就把包公大花脸的角色形象深深地烙进了自己的记忆。当鲜叠小学组织文艺演出时，他就主动要求演唱京剧，扮演包公。

　　三

　　1941年1月，高铭暄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从鲜叠小学毕业，考入温州的瓯海公学读书。他也是那一年鲜叠小学唯一一个考上中学的学生。

　　三个月后的1941年4月16日，日军轰炸了温州城，温州所有学校和机关都被迫遣散。

　　他和一些同学跟着老师，急匆匆地踏上了逃难之路。

　　他们在温州地区的大山里连续走了十几天，日行百余里路，最终到达了乐清。一路的担惊受怕，一路的劳累，一路的风寒，他大病一场。

　　病好后，日军的军舰从鲜叠开走了，他们回到了鲜叠。此时，父亲高鸣鹤也从上海逃难回鲜叠，因一时找不到工作，赋闲在家。

　　父亲特别爱好京剧，翻找出此前收藏的许多京剧唱片，一张张地挑选，选出了《击鼓骂曹》和《搜孤救孤》两张唱片，用留声机播放，让儿子听。

　　“我先教你这两段。”留声机放完两段唱片后，父亲说，声音里荡漾着喜悦。他一句一句地教，一段一段地解释，高铭暄一句一句地学，一段一段地听。

　　父亲是唱老生的，因此也就教他唱老生。《击鼓骂曹》和《搜孤救孤》，是京剧老生传统戏，也是余派老生经典的唱段。以往，高铭暄唱戏，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今经父亲这一讲解，兴致更是盎然。

　　父亲成为高铭暄学习京剧的启蒙老师。

　　高铭暄学得极快。他还从父亲的唱片里自己学会了《洪洋洞》唱段：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他那时未曾想到，这唱词，竟成为他赤诚报国的心声，成为他一生工作的真实写照。

　　四

　　瓯海公学毕业后，高铭暄考上温州中学，后考上浙江大学法学专业。后又求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他在坚实的求学大道上，留下一个又一个清晰的脚印。

　　他选择了教书育人，三尺讲台，他一站就是七十余载，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刑法学。

　　他以26岁的年纪，加入了参立国法的团队。从1954年到1979年，他成了唯一的全程参与刑法立法的学者。1979年7月1日，当人民大会堂内，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的掌声热烈响起的时候，高铭暄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时针正指向下午4:05分。新中国，终于有一部自己的刑法典了！那一刻，他热泪盈眶。

　　如今，他的桃李遍天下，有些，已成为中国刑法学的栋梁。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受人尊敬的“人民教育家”。

　　1999年，阔别鲜叠五十多年的高铭暄，再次回到了鲜叠。

　　2023年4月7日，高铭暄学术馆在玉环市美丽的庆澜河畔建成开馆。

　　2024年5月19日，首届“高铭暄学术奖”颁奖仪式暨“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学术研讨会在高铭暄学术馆开幕，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姜伟说这是中国刑法学界、国际刑法学界的一件盛事。玉环市市长在致词中说，今天，我们可以在高铭暄学术馆内看到高老毕生积累的图书、资料、手稿、文物等珍贵展品……

　　我曾问高铭暄先生，假如生命重来，您会如何选择。他说，我还会选择刑法、选择教书育人。坚定，坦荡，无怨无悔。

　　他依然是那个在鲜叠沙滩上玩耍、奔跑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