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本报与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项目组合作，特约请专家对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予以解读，阐释其古典涵义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彰显恒久价值。本期介绍“任人唯贤”。

　　主持人：王学斌（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嘉宾：王进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何青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师）

　　选贤、用贤，是中国古代政治所推崇的基本原则

　　王学斌：三国蜀汉政治家诸葛亮曾主张治国理政“务在举贤”，“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如此方是正确选拔人才之法。可见任人唯贤思想自古便是传统吏治的关键内容。就吏治问题而言，我国传统资源中有着极为丰富的素材，悉心梳理，古今对比，鉴其得，察其由，可为当前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一些颇值参考的经验与教训。

　　何青翰：“任人唯贤”典出于《尚书·咸有一德》，其原文为“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咸有一德》一文记录了伊尹对太甲所做劝诫。伊尹的大意为：天命无常，唯有修德、用贤，才能长保君位。选贤、用贤，是中国古代政治所推崇的一个基本原则。所谓“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应该理解为“任用官吏当选贤才，任用左右大臣当选忠良”。

　　《尚书》是记录中国上古时期圣王言行的历史著作，其内容囊括尧舜时期以及夏、商、周三代。由此推见，“任人唯贤”的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可以被视为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一种文化基因。

　　从历史源流上看，“任人唯贤”在思想层面的萌芽与生成在三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完成。在秦汉重新奠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之后，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封建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任人唯贤”的思想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自始至终地贯彻于两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生活及其改革方向。

　　王进锋：中国古代政治中一直有着“任人唯贤”的传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才是国家兴盛的关键。周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在总结夏、商两族发展的经验和覆亡的教训时，充分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周公认为夏朝的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任用老成持重的旧人（“弗作往任”，见于《尚书·立政》）。他们提出商王朝在前中期的发展，与不同时期杰出人物的辅佐是分不开的，“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尚书·君奭》）。

　　不仅是思想层面的重视，而且中国古代昌盛时期的政治家们还有任用人才的切实行为。早在周文王时期，为了网罗人才，他就能“礼下贤者”，甚至“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因此各方贤能之士“多归之”（《史记·周本纪》）。周公辅佐周成王的时候，“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西周末年的宣王时期，继续“进用贤良”，任用樊仲山父、尹吉父、程伯林父、虢文公、申伯、韩侯显父、南仲、方叔、仍叔、邵穆公、张仲“为卿佐”（《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

　　任人之要，各得其所

　　王学斌：大致而言，任人唯贤涵盖三个方面。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无论国家治理，抑或地方治理，选人用人都是不可或缺、重中之重的工作，恰如东汉学者王符所形容的，“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

　　用人之要，选贤任能。《管子·立政》专对国家治乱之原有过精到剖析：“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倘若大臣的德行与地位不相称，功劳与俸禄不相称，能力与官职不相称，那么这个国家极可能陷入是非不明、政令不通、正道不行、祸乱不已的险境。这实际上提出了为政者该如何权衡官吏德行与才干关系的命题。

　　任人之要，各得其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荀子·大略》中关于人才类型与处理的思路，颇值我们参考。该篇认为国之人才，“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言行一致、德才兼备者，这是担负重任的国宝级人才；言词木讷、做事正直者，属于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这是值得信赖的重器；讲求德行、拙于实践者，也能为国家发展贡献一份绵力，这是可供使用的力量。正基于此，主政者应“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王进锋：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会通过一系列的切实措施来保障“任人唯贤”，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如下。

　　其一，通过由下而上的推荐。如西周政府在国内的各乡设置了“乡大夫”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掌管本乡的政教和禁令。乡大夫每三年在自己的治理区域里举行一次大校比活动，考察民众的德行、道艺，从中选拔荐举德行优异和才能卓越的人。

　　其二，通过学校教育，来一步步地选拔。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都建立了从上到下不同级别的各类学校。这些学校会定期对其中的学生进行选拔，下一级学校推选出优秀者到上一级学校学习。最后，政府会从最高级别的大学中选拔出优秀的人员来担任官职。如《礼记·王制》记载：

　　司徒命令各地的乡官评定出乡学中杰出的人员推举给司徒，这些被推举的人称为“选士”。司徒再从选士中评定出优秀的人员推荐到大学学习，这些人被称为“俊士”。选士可以免除乡里的服役征召，俊士可以免除国中的服役征召。在大学中学习的俊士又称为“造士”。掌管大学教育的大乐正官考评造士，将其中特别优秀的推荐给司马，称为“进士”。

　　其三，根据军功，在军队里选拔人才。周武王在灭商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封功臣谋士”，除了将一些重要的人员封为诸侯外，还对军中的其他人员“各以次受封”（《史记·周本纪》）。在这过程中，很多建立了战绩的人才得到了任用。

　　其四，通过人才自我推荐。商末周初的太公望吕尚通过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推荐自己——吕尚通过钓鱼的方式向西伯游说，为周族的发展壮大提出了很好的策略，西伯非常高兴，将其带回，并任命其担任重要职位“师”。

　　其五，通过其他的特殊方式来选拔人才。除了以上所说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古代不同时期还采用其他的特殊方式来选拔人才。如周代，会通过射礼来选拔人才。周人特别重视射礼，他们认为通过射礼中一系列环节的检验，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德行，如《礼记·射义》所记载：

　　参加射礼的时候，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都以特定的诗乐为节拍。他们相信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节奏，才“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礼记·射义》），从这个角度讲，射礼与国家的安定都有一定的关系。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周代有时“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礼记·射义》）。

　　由此可见，努力做到“任人唯贤”，保障举荐方式的多样性一直是重要措施之一。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

　　王学斌：“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吏治实践与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些思想和做法“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因此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要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依据当今世情国情党情，对于古代吏治问题要进行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我们应注重提炼古代吏治思想的有益经验，善于发掘传统制度精神的合理内核，辩证对待，为我所用，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外、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何青翰：先秦时期由诸子百家所引发的思想碰撞，使中华文明得以凝结、成型，造就了气魄宏大的文明气象。在诸多思潮之中，以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最终完成了对三代文化遗产的总结，并且实现了精神人文主义层面的思想突破。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简要总结“任人唯贤”观念的两个基本要义：第一，“贤”不离“能”，德才兼备是“贤”的完整定义。第二，“选贤”“任贤”，既要从上而下地予以考察，严格把握标准，也需要自下而上地予以举荐，尊重公众意见。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考验的紧要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业革命之后，面对步步入侵的帝国主义，匮乏现代政治训练的中国士大夫群体无法挽救危局，一败再败，终于导向了对组建现代的政党组织的思考。

　　1848年，经过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纲领性文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完备而系统的纲领，第一次对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完整阐述。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总结实际的革命经验，发展了马克思的建党思想，从而提出了完整的先锋队理论。在这一基本特征上，马克思所设想、列宁所实践的共产党的政党逻辑，与中华文明历来所信奉的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为其宗旨的“贤能”政治有其遥远的共振、呼应。

　　统观中国共产党的人才观念，既有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精神，又汲取了中国古代“任人唯贤”思想的精华。归结起来，从旧到新，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任人唯贤”的传统观念做出了重要继承。第一，五湖四海，广揽人才。中国古代推崇三代之治的公心，不以血统、门第为选才用人的限制；而中国共产党则更为彻底打破封建因素的限制，对于一切拥护共产主义、热爱中华民族、服务人民群众的先进分子都予以吸纳、重用，促使人才源源不断地生长起来。第二，贤能并举，德才兼重。中国古代政治尤其讲求“修身”，将个人道德修养视为政治生活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历来要求选人、用人必须做到以德为先，重视考察个人的政治信仰与道德品质，不断增强人才队伍的专业技能和干事能力。第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中国古代政治强调民本意识，要求重视民意。中国共产党对于“贤能”的选拔判定，也把考量人民群众的意见作为重要环节，一切工作要以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为基础，做到为民选才。

　　现在，“任人唯贤”已经写入我们的党章。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用人以公，方得贤才。公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此见“任人唯贤”是中国共产党选拔、培养、使用和管理干部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和执行的组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