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地处山东半岛南端，黄海之滨，古属齐国，秦始设郡，五千年星河灿烂，东夷文明与齐鲁文化、琅琊文化、即墨文化、崂山文化相互交融，催生出特有的城市品格。

　　水清滩净，渔鸥翔集，古今文人墨客对青岛从不吝惜赞美之词。李白豪迈纵歌“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唐代诗人张均在青岛看到的是“花鸟既环合，江山复骈抱”；老舍则对五月的青岛情有独钟，“各种的绿色，连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品佳文，寓美景，城市文脉清晰可见，格调风骨跃然纸上。

　　危石江中起，孤云岭上还

　　青岛市李沧区大枣园牌坊正额上，刻着八个大字“龙章三锡、义方式训”，记载着清朝廉吏王懿不畏强权、上劾贪官的佳话。

　　王懿，字子文，清康熙年间先后被任命为户部给事中、大理寺卿等职，为官公正廉洁。在任大理寺卿时，每年组织会审，查处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不畏强权扳倒了当时的九门提督。

　　清朝的九门提督是保卫京师的高官，一向由满族大臣担任。当时的九门提督陶和气自认为位高权重，横行朝野，贪赃枉法，满朝文武无人敢言。刚刚出任大理寺少卿的王懿，不顾个人安危，不畏权贵，直言上疏弹劾，列出陶和气四大罪状。然而，王懿的参疏被与陶和气有儿女姻亲的刑部尚书巢可托扣留。王懿誓要铲除贪官污吏，用事实激辩，再次上疏，严词写道：“总之陶和气之势可熏天，巢可托之循弊过甚。诸大臣未免有所顾……”最终，王懿参奏之疏被皇上发现，陶和气、巢可托被判刑、免职。

　　王懿为官期间，兴利除弊、施策为民。听闻陕甘两省旱灾，立刻陈情《敬陈速赈以苏民困疏》，建议就近把山西、河南两省的救灾物资运往灾区，并积极举报在救灾中贪赃枉法的罪行。王懿调查发现平民百姓聚居之地房租过高，导致百姓生活分外困苦，于是上疏《请减琉璃厂民房租》，请求减免征租，为民造福。

　　学识渊博、品格正直的王懿深受康熙赏识，让其给当时还是学童的胤祯当老师。胤祯有时贪玩逃学不服管教，王懿从不因其身份而袒护他，同样罚“跪读书”。康熙亲自题写《御制诗》赐予王懿，用“危石江中起，孤云岭上还”的诗句，充分肯定其一心为公、清正廉洁的品行。

　　王懿73岁病逝于兰州，灵柩被运回青岛，葬于李沧区渠哥庄。如今，李沧区大枣园文化广场内还立有王懿塑像，王氏家风家训也代代相传，融入当地人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之中。

　　清慎勤以养廉

　　一脉清水，源远流长。沿途北上，在莱西市夏格庄镇的张梦鲤故居旧址，明代名臣张梦鲤的故事口耳相传。

　　张梦鲤，字汝化，登州府莱阳县双山村（今莱西市夏格庄镇）人。明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开封府知府、江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顺天巡抚等职，后在万历九年升任大理寺卿，官至从一品。仕宦三十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官多地，始终恪守“清、慎、勤、智、仁、勇”六字家训家风，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恤民奉公，政绩卓著，被百姓称为“张青天”。

　　隆庆元年，张梦鲤任开封府知府，每天凌晨鸡叫时，就起床批阅文书，接见下属官员，审理官司到深夜，很快就清理了多年的积案。张梦鲤针对当时官吏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从开封府到各州县，依次清查整顿。凡是收入府库的粮食，都要当堂过秤，凡是上缴省布政司的正常赋税，都由省布政司出具收据，让想徇私舞弊的官吏无空可钻。他还严令下级官员一律不准向上级官员送献财物，逢年过节也不例外，对因私事前来拜访的，一律不予接待。

　　张梦鲤严以治官，宽以待民。凡是制定里甲制度、赋税徭役增减章程、赈灾救荒措施等有关百姓生计的事，都事先倾听地方乡绅长者的意见。当遭遇水旱之灾时，便下令开仓济民，蠲免钱粮，以减轻百姓流离之苦。开封府人员来往频繁，治安混乱，张梦鲤严厉惩治地痞流氓盗贼，开封府全境清平安定。张梦鲤任开封府知府五年，开封府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百姓衷心拥戴。

　　任山西布政使期间，张梦鲤主管钱币铸造。当时钱币铸造存在一些漏洞，张梦鲤权衡利弊，从八个方面对钱币铸造作出明文规定，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既方便了百姓交易，又规范了钱币铸造和管理秩序。针对在赋税管理方面缺乏成套制度的状况，张梦鲤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不偏不倚地精心统计运算，成功编创《赋役全书》，广为推行。

　　张梦鲤用自身言行诠释了“清、慎、勤、智、仁、勇”六字家训家风真谛，忠于社稷、造福社会、爱惜黎民，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清、慎、勤、智、仁、勇”六字家训家风被双山张氏子孙奉为圭臬、笃行恪守，双山张氏贤达辈出、人丁兴旺，明清时期已是莱阳八大望族之首。

　　铁血丹心铸忠魂

　　在平度市田庄镇东刘庄村东首街南北巷东侧78号，刘谦初故居静静矗立。铭记着那个战火纷飞岁月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刘谦初就是从这里出发，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谱写了舍生取义的红色赞歌。

　　刘谦初，原名刘德元，1927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期间，他聆听了毛泽东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深受启发和鼓舞，更加明确了革命的方向。

　　刘谦初参加革命后，生活非常艰苦。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蔓延，党的活动经费越来越少，有时只能发给极少的钱，党员的生活费都得自己想方设法解决。在上海，刘谦初住在亭子间没有床的地板上，穷得没米下锅，他就通过写稿件赚取一点生活费。在福建，他把大部分衣服被子全都拿去典当，只剩下一床薄被和一身褪成白色的灰西装。

　　为摸清基层党组织情况，刘谦初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一个月下来皮鞋底都磨烂了，也舍不得扔掉。当时，各县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常在刘谦初住处召开。为了节省经费，他没有购置桌椅，而是买了200斤稻草，三四张草席。开会时大家席地而坐，睡觉时席地而卧。在山东，他为帮助因罢工而被工厂开除的工人，常把自己辛苦节省下的钱物送给生活穷困的工友。救济时他常说：“我这儿有点钱，你拿去买些粮食……如不够用，过几天我再想些办法。”

　　1929年初，因山东省委遭严重破坏，党中央调刘谦初到山东恢复重建党组织。面对险恶环境，刘谦初常常冒险来往于济南、青岛等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宣传发动群众，揭露敌人罪行，组织对敌斗争，很快便重建了山东省委。1929年7月，刘谦初领导和发动青岛大康、隆兴和富士等七大纱厂的总同盟大罢工，超过2万名工人参加。

　　1929年8月7日，刘谦初前往上海途经济南明水火车站时，被特务认出，不幸被捕入狱。入狱后，刘谦初怀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狱中成立党支部，把监狱变成了另一个对敌战场。

　　随着环境日趋恶劣，刘谦初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写信告诉妻子：“请转告母亲，目前我无什么需要。”又嘱托妻子：“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望你谨记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他在信里将党比作母亲，表达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无限的热爱和忠贞不渝的赤诚之心。1931年4月5日，34岁的刘谦初在济南英勇就义。

　　红色火种一经点燃就生生不息，它照亮前行的道路，吹散弥漫的迷雾，为岁月的年轮注入信仰的力量，也留下了城市奋力前行的注脚。

　　城市的生命，因其历史之沉淀而厚重，因其人物之精神而鲜活。一代代先人像归根的落叶一样“化作春泥”，反哺着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涵。仙山缥缈，碧波流韵。俾循清风，垂之不朽，穿越千年，感悟尚廉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