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新闻
放大镜
桃李成蹊 师生情重
2024-09-24 10:09:00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华民族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师生情谊往往让人铭记久远,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与学生的孜孜不倦中,情感得以传递,知识得以传播,文明得以传承。

  教学相长:

  孔子与颜回的情谊,师生如父子

  在古人心中,师者的模范是孔子,走进任何一所孔庙中,都能见到“至圣先师”的匾额。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深刻影响后世,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门七十二贤中,最为孔子称道的学生是颜回。

  孔子曾有一段周游列国的经历,痛感于在鲁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才华,孔子与弟子才走上周游列国的路。路上遭遇许多坎坷,曾与弟子失散,曾断粮饿肚子,甚至数次性命遭到威胁。

  孔子一行到卫国的匡地时,被匡人包围,原因却是令人哭笑不得。匡地此前曾被鲁国一个叫阳虎的人侵扰过,匡人痛恨阳虎,碰巧孔子貌似阳虎,也是从鲁国而来,匡人错把孔子当阳虎,于是把孔子一行包围。

  孔子面对匡人的包围,却无惧色,他还安慰弟子们:“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周文王死后,礼乐文明难道不是保存在我们一行人身上吗?老天如果将泯灭斯文,那么我们这些后死之人又怎会保存下来礼乐文明呢。老天无意泯灭斯文,匡人又能对我们怎样呢?“斯文在兹”,这是孔子自觉承担的责任,他自信自己是文武周公之后的道统所在,这赋予他强大的勇气。

  颜回大概是走得比较慢,晚老师几天才到匡地。师生相见,大有劫后余生的感觉。孔子以为颜回已经死了,可见孔子一行周游列国,实是险象环生。颜回说:“子在,回何敢死。”老师您还在人世,弟子怎么敢死呢。由此语可见,孔子与颜回已不是普通的师生关系,而是如同父子一般。

  颜回比孔子小三十岁,颜回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跟随在孔子身旁。他从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是颜回发自肺腑的话,对于老师孔子的思想,他越是仰望越觉得高,越是钻研越觉得深,老师的思想是如此高深、博大,唯有既“瞻前”又“顾后”才能较为完整掌握。老师能逐步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用各种文献来丰富学生的知识,用礼仪来节制学生的行为,学生想要停止学习都不可能。颜回自认已花费了全部的精力跟随老师学习,然而老师的道德与学问是高不可攀的。

  颜回赞叹老师的道德与学问的同时,孔子也赞叹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颜回。有一回,孔子与子贡对谈,孔子问子贡,你觉得你跟颜回比,谁更强些?子贡回答不敢与颜回比,自己“闻一以知二”,颜回能够“闻一以知十”。孔子满意这个回答:“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可见颜回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很强。

  孔子曾称赞颜回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学习:“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于这样一位好学、勤学的弟子的早逝,孔子悲痛不已,他直说“天丧予,天丧予”,这是老天要了他的命,将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夺走,将自己寄予厚望传续道统的学生夺走。

  这种悲痛在颜回逝后萦绕在孔子心头。有一回,鲁哀公问孔子,在他的众多学生中,谁最好学?孔子不假思索回道:“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在老师孔子看来,颜回具有高尚的品质,他不会迁怒于他人,也不会犯第二遍同样的错误。这说明他能时时反思自己的言行,时时精进自己的道德,君子正应如此。

  孔子与颜回的师生情谊至深,是古代师生关系的典范。《礼记》说:“教学相长”,学生可以从老师这里学到许多,老师也可以从学生这里学到不少,相互促进,迈向真善美的境界。

  程门立雪:

  杨时尊师重道,将理学传播到南方

  江苏无锡闹市中,有一座留名青史的书院——东林书院。在晚明的风云变幻中,东林书院以清流自许,从书院走出的学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锐意图新,立志高远。

  其实,东林书院的历史并非始于明代。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理学家杨时在无锡创建了东林书院。今天,东林书院中有一座“道南祠”,这是一座祭祀书院创始人杨时及其弟子门人的专祠。

  要读懂“道南祠”中“道南”二字的含义,我们需要去到另一座书院——嵩阳书院。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嵩山南麓,宋代大儒程颐程颢兄弟曾在此讲学,吸引四方学子前来。

  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二十四岁的杨时考中进士,许多读书人中举入仕之后,便不再读书。杨时却不一样,他对于学问的兴趣胜过为官的兴趣。元丰四年(1081年),当杨时被授予徐州司法之职时,他竟没有赴任,因为他听说了程颢的大名,想跟从程颢学习。他跟随在程颢身旁学习的时间并不长,据载师生之间“相得甚欢”,待到杨时学有所成,要离开书院时,程颢在嵩阳书院门前的平台上,目送学生远去,欣慰地告诉自己:“吾道南矣。”他的思想将在南方传播,为南方的士子知晓。

  离开书院后,杨时与程颢还有书信往来。元丰八年(1085年),程颢逝世,杨时得此噩耗后,设灵哭悼,十分悲痛。八年之后,杨时又来到了嵩阳书院,对程颢的弟弟程颐执弟子礼。

  一个冬日,杨时与同学游酢来找老师程颐请益,程颐正在打盹,两人站立在他身旁不敢打扰,窗外下起了雪,待到程颐醒来时,积雪已有一尺深。这便是“程门立雪”的典故。

  嵩阳书院讲堂前的月台被称为“程门立雪处”。按照《宋史》的记载,杨时与游酢是在室内等候老师醒来。有人以为两人是在室外冒雪等候,这虽然更有画面感,甚至也更感人,但显然受到了慧可向达摩拜师立于雪中的典故的影响。佛教不重肉身,而儒家讲求仁民爱物,两者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程门立雪处放置有四块石碑,即“程子四箴碑”。颜回曾向孔子请教,该如何实践仁。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程颐为视、听、言、动分别写了一首箴言。如《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一个人的行动,合乎天理就会做得游刃有余,如果只是按照自己的欲望行动,那就处处都可能有危险。一个人的行动,反映的是其习惯、道德、操守,要以圣贤为指引,始终行得正。

  “程子四箴”在明代得到大力推崇,朝廷曾将其颁行天下学校。这时已是程朱理学取得官方正统地位之时,程便是程颢程颐,朱就是朱熹。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却不能忽视杨时的枢纽作用。

  杨时将程颐程颢的学问带到了南方,建立了东林书院。书院建成的第二年,杨时去萧山做官,从福建家乡来了一位叫罗从彦的学子叩响了他的门扉。罗从彦回到福建家乡讲学,一位叫李侗的学子慕名前来。罗从彦喜静坐,李侗也学老师的样静坐,老师让他注意领会喜怒哀乐这些情绪未发前是何状态,借此体会什么是“中”,古人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李侗有一位同学叫朱松,朱松素来敬重他的学问,后来他让自己的儿子朱熹拜李侗为师,而朱熹最终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

  东林书院中有一块“洛闽中枢”砖雕门额,这不仅让人想到书院创立者杨时尊师重教的故事,也提醒我们许多代师生之间的接力传递,才孕育了理学云蒸霞蔚的气象。

  东门相送:

  胡瑗执教太学,以明体达用培养人才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迎来了新任知州范仲淹。范仲淹在苏州南园相中了一块地,欲建家宅于此。有风水先生看过这块地后,说在这块地上建宅,能保证公卿辈出。范仲淹笑答:“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他将这块地捐出,并设州学于此。这块地在今苏州中学、苏州文庙处,千百年后,依然书声琅琅。

  范仲淹创办州学后,聘请当时有名的教育家胡瑗担任主讲。范仲淹放心地将自己的儿子范纯仁交给胡瑗。胡瑗不只知名于当时,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胡瑗是一个读书十分勤奋的人。他曾与孙复、石介在泰山上读书。家人寄来的家书,只要看到信封上有平安二字,他就不再拆开阅读内文,将家书投入溪中,以免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在如此勤学苦读之下,胡瑗学有所成。

  胡瑗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他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欧阳修在为胡瑗写的墓表中说,“自明道、景祐(均为宋仁宗年号)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

  宝元二年(1039年),湖州知州滕宗谅在当地建立州学,经范仲淹的推荐,胡瑗前去主持湖州州学。滕宗谅正是日后邀请范仲淹为岳阳楼题记的人。在湖州州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

  胡瑗在苏州、湖州两地的教学经验,总结为“苏湖教学法”。该教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主旨是“明体达用”。胡瑗有感于当时的科举考试以诗词歌赋为主要考试内容,读书人将大量精力用在遣词造句、琢磨声律之上,而对实际的事务却不加闻问,遂提出教学应“明体达用”。

  何为体?胡瑗的弟子刘彝讲述老师的教诲:“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而不可变者,其体也。”在他看来,道德是本体,故而胡瑗强调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好德者,由乎中道也”,恶“过乎中道”,弱“不及中道”,因此君子修德要避免恶与弱,要以善为方向,同时又积累相当的道德勇气与力量。

  如何用?胡瑗依据学生的禀赋与兴趣,创立了“分斋教学法”,这是“苏湖教学法”中最为后人称道的一项内容。他将学生分入“经义斋”和“治事斋”两科中。据《宋元学案》的记载,经义斋的学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选“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入斋学习。治事斋则包括治民、讲武、水利、算历等科,“一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颇类现在的主修与辅修。

  范仲淹在庆历年间主持新政时,以“苏湖教学法”作为太学的教学法,宋代太学的气象为之一新。皇祐四年(1052年),胡瑗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开始任教于太学。他的到来,吸引了许多学生前来,以至太学都容不下,只好借用其他馆舍。欧阳修在为胡瑗写的墓表中说,胡瑗的弟子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与之交谈,你甚至不必问他的师承,就能确认他肯定接受过胡瑗的教育。

  胡瑗从太学离任时,“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嗟叹以为荣。”路人羡慕太学诸生能以弟子之礼送别胡瑗,认为这是一种荣耀。对于师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此生最大的荣耀吧。

  编辑:苏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