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瑸是清朝康熙年间清官，以“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勉励自己坚守清廉品质。他重视家风养成，身教言教并重，理论实践兼顾，培育了“清廉卓绝”的良好家风。
身教：有志向、有操守、有勇气
陈瑸（1656年—1718年）出身寒门，康熙帝曾坦言，陈瑸“生长海滨，非世家大族，无门生故旧”。
与多数寒门子弟一样，陈瑸也是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备考的岁月，陈瑸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幼年时代，他即“矢志不在温饱”，志在“学儒者之学，行浮屠之行”。“儒者之学”的核心是仁爱，“浮屠之行”的核心是慈悲。传统士大夫讲究“修齐治平”，即从“修身”起步，将“仁”的志向层层递进，延展到家国天下，实现“博施济众”。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雷州遭受台风袭击，海水倒灌，“家家悬磬，处处寒烟，村落丘墟，人愁菜色”。虽然只是一介书生，陈瑸请求当地官府主持修堤。然而，他的呼吁却被当成耳旁风。他并不气馁，索性借助自己在家乡耕读的好名声，号召乡亲捐款，雇劳役修堤二百多丈。当地评价他“乐善好施，罕与伦比，恤灾救患，极其笃诚”。可以说，陈瑸将“儒者之学”付诸实践，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志向。
由科举进入仕途后，陈瑸历任福建古田知县、台湾知县、台厦兵备道、湖南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其间三次渡海赴台任职，累计任期近十年，对台湾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这是陈瑸坚守清廉的基本信条。他认为，许多人失去节操，就是从“取一钱”开始的。事虽小，质已变。因此，做官必须守住底线。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操守与富贵之间，陈瑸断然选择前者。
他一生克勤克俭，“服御俭素，自奉惟草具粗粝，居止皆于厅事，昧爽治事，夜分始休”。做官二十年，没有携过家眷，只为专心公务、节约开销；异地为官，没有幕僚，只有老仆跟随左右；奉旨巡海，自带干粮，粗茶淡饭，谢绝沿途接待；福建巡抚任上三年，不讲排场，能省则省，节约公费白银一万五千多两；死后没有家产，仅一席旧袍覆身，可谓“生时俭，死亦俭”。他强调“平生赋性不犹人，纵到为官依旧贫”，把清苦节俭从生活习惯上升到自我约束的高度。
闽台远离京城，民情纷繁、矛盾多样，对地方官办事能力要求高。陈瑸有志向、有操守，为他做官做事增添了底气。
初任古田知县，当地胥吏“盘踞衙门，最为民害”，陈瑸依靠朝廷授权和民众支持，毅然举行了一场对胥吏的考试，留用优者，裁汰劣者；担任台湾知县期间，他发现狱中不少在押囚犯蒙冤，遂冒着丢官降罪风险，查清真相，开监放人；清廷统一台湾后，将郑氏庄田和新垦荒地纳入“官庄”，收租补贴当地官员，但有些“官庄”蚕食民田，引发民怨，担任台厦兵备道期间，陈瑸带头将名下两所“官庄”年租三万两悉数交公，随后革除全台所有“官庄”，大幅减轻农民负担。做这三件事，需要面对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没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是很难做好的。
高远的志向、廉洁的操守、成大事的勇气，三者叠加，共同构成了陈瑸教育子女、树立良好家风、传承从政理念的基础。
情教：家书里的做官准则
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所有读书人都将做官视为人生理想，孜孜以求，不惜代价，甚至将升官和发财关联。陈瑸却不是这样的人。每每赴任，他没有兴奋，只有忐忑，并将这种情绪诉诸家书，告知子侄：
——“大凡做官，苦乐存乎其人之胸次，非官能苦之乐之也”。
——“父任一方重寄，百凡关心，兼食用甚贵，吃苦倍甚，又乏家仆奉侍，老境至此，做官何趣？亦且得耐去”。
——“官到海外，生还不易，父已以死自处，即死男勿苦痛。为男子出仕卒于官，亦是常事”。
陈瑸之子曾想去探望在外地为官的父亲，竟因路途遥远，家境困窘，出不起路费，没有成行，非常失落。对此，陈瑸在家书中好言劝慰：“家计淡泊，汝们清苦，且忍耐过日。”在家书中，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做县令，乃为公家守财，为百姓分忧之日，断无自守之而自盗之，不为百姓而为家计之理。汝父誓不寄银回家，为此也。”
作为读书人，陈瑸渴望建功立业，但千里赴任带来的却是与家人骨肉分离、天各一方。作为性情中人，他感到矛盾、寂寞。他曾感慨“十余年父子得一相见，此岂易事”。于是，家书成了他宣泄情感、自我调节的重要载体。他这辈子写过许多家书，传世的有42份，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时间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
纵然做官清苦，陈瑸不负使命，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的人生理想是效法儒家先圣，克己复礼，为民请命。做官只是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而非目标。上报皇恩、下为黎民的信念，追求圣人境界的力量，支撑着他坚守下去。正如他在家书中所说，“士君子既以身许国，有土有民，皆当尽心竭力，以供厥职，未可以地之难易生烦恼心、生退诿心”。
陈瑸期待两个儿子也能考上进士，重现北宋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进士”的盛况。因此，他在家书中直言：“惟男兄弟发愤，自相师友，日夜揣摩，以期必遇，或得父子聚首都门，是又胜官吏部万万也。”毕竟，这既是光耀门楣的佳话，更是人生理想的延续。
没有虚情假意的高调，只有真情流露的表白。对于做官的经历和感受，既动之以情，坚持实事求是，言明做官不易，又晓以利害，将做官的意义上升到儒家政治理想的高度，走大道，行大义。
言教：做官先做人，做人要修身
陈瑸传世的42份家书，除了3份谈家庭琐事之外，其余39份俱是指导子孙读书和考试的。在他看来，“修齐治平”这四件事，“修”是第一位的。做官先做人，做人要修身，修身需读书。
陈瑸认为身正才能学优，在家书中对孩子们提了很多要求。比如淡泊名利，静心研读，不赞成过早沉溺社交，扰乱心志。他写道：“在家照常，勿轻到府县衙门去”；“最要紧是勿接泛人，勿理闲事”；“勿轻写书札，与人来往”；“清心寡欲，作文机神自生，‘寡欲’二字最要”。比如在钱财上要适可而止，不能盲目置办家产，“田土最累子孙，不可多置，仅得免家中买米足矣。闻男有凑人买田，不好”。比如要周济弱者，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众乐乐”，他写道：“冬至令节，汝父在官署遥拜，汝可将附到些俸余，多备酒食供奉，随聚族老幼一会言欢，略表汝父寸忱，好好”。又说：“目下米贵年饥，一升半斗必务相通，切勿过作打算，止谋自家朝夕，不顾门外饥乏”。借此，陈瑸着眼的是培养孩子们的品格志向。正如他在家书中所说，“勉之勉之，扶危济困，吾儿万里之程，此可观其初发轫也”。
陈瑸认为读书要心无旁骛。比如，他主张“读书宜在乡下”，让孩子们尽可能到农村老宅读书，而不是留在城市中读书，原因有三：“早晚须钱出街，不便者一；子官幼小，恐防检不及，误入戏游场中，不便者二；且有旧朋亲知来往应酬，必荒本业，不便者三。”又比如，他认为读书时减少外出游历，最好是如董仲舒一样“目不窥园”：“关门读书，勿干预外事，要紧要紧。”再比如，读书不能抱侥幸心理，“切勿妄想夤缘，以坏家声”，“入门一步错，则余无言足矣”。
陈瑸应试次数多，经验丰富。在他看来，要想在科举考试中考出好成绩，首先要端正态度、在思想上重视起来，“汝爹中年得举，无足甚喜。闻知仍当照常用心读书，百凡视昔，倍加谨慎为可”。儿子将赴省城考试，离家前夕，陈瑸在家书中耐心教授考试技巧，他还多次把程文寄回家，令其学习参考。
人虽不在身旁，但通过家书的教导，陈瑸希望孩子们能够成为勤奋学习、淡泊明志、有同情心的谦谦君子，这也正是儒家政治理想中选用官员的基本标准。
家风养成离不开环境影响
陈瑸以清廉著称，号称“苦行老僧”，他的政绩和政声赢得了两岸民众高度赞誉。为了纪念他，台湾人民捐塑了两尊陈瑸像，一尊留在台湾的“名宦祠”，一尊用船送到陈瑸老家雷州的“清公祠”。尽管他的子孙没有做大官、出大名，但通过家书传承，陈瑸塑造的“清廉卓绝”的家风不但促成了陈氏家族“闺门雍睦，礼法恪敦”，而且成为许多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清人景鋆在《陈清端公家书原序》中，将陈瑸家书定位为亲切著明、言近旨远、学纯语正、身正响远等四大特色。家书中，只见温馨柔和的关照，只见反复叮咛的亲切絮叨，只见宗法程朱的沛然之气。
陈瑸的家书文字亲切，语气平易，内容实用，很接地气，就连景鋆看了之后，也感慨醍醐灌顶，“虽不获见公之面，犹获私淑遗书，如下当头一棒”。
陈瑸的家风养成，既需要个人努力，更脱不开环境的影响。
一是程朱理学的熏陶。顺治以降，清廷以程朱理学为正宗。陈瑸不但全盘接受，而且身体力行。他要求孩子们读《四书集注》《朱子文集》等，写文章重“理”重“气”，强调“理不足故无深思，气不足故无厚力”。他在台湾做官期间，不但修缮孔庙和县学，而且广设义学、社学，招集生徒，延师授课，提供奖励，更要求学生多读原著，仔细体认，通晓深意。他还主持修建朱子祠，弘扬程朱理学；主持岁、科两试，亲自评阅试卷，严查冒籍替考。
二是雷州的文教氛围浓郁。雷州半岛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但并非文化荒漠，早在宋代，雷州学子就对参加科举考试既有期待，更有可喜的成果。陈瑸在《二苏香灯记》中讲道：“仰止二公之亭，即思学二公之文章；学二公之文章，即思学二公之气节。他日立朝正色，以文章名海内。雷阳僻壤，未必不有其人。”文中所赞的“二苏”，即苏轼、苏辙。仅以陈瑸老家海康县为例，宋代和明代分别有2人和8人考取进士。明清时期乡试中举的更达97人。陈瑸本人曾受雷州知府蒋洞思之聘在义学教书。崇尚文教的氛围，使读书修身在当地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重视。
三是读书传家的家族精神。中国人重视“耕读传家”。陈瑸兼有“学问渊纯”和“事功彪炳”，他最看重的，还是读书。在他看来，人生之追求，既要“保身读书”，更要报效国家，实现“家之肖子，国之贤臣，胥是乎出”。对于会影响读书报国志向之事，他都希望孩子们不要沾染。这样的观点主张，有时代性，有个体性，源之于心，律之于己，惠之于民，形塑家风，传承至远。
陈瑸以身作则，以家书为载体，宣扬以孝为先的家国情怀，仁爱为本的治国理念，以读书为中心的成才路径，并将文化传承融入地方治理特别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实践中。陈瑸对孩子们读书作文做人的高标准严要求，用心良苦，志存高远，成为为人父母的榜样。他塑造的良好家风，在稳定家族共同体的基础上，不但影响了许多家庭及其子孙后代，更影响一方民风和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