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丘濬、邢宥并称“海南三贤”，他们为明代政坛带来一股来自岭海之间的清风。海南文昌人邢宥，以成贤成圣为志向，为御史时，忠于职守，讲求真凭实据，为地方官时，断案缘情据理，为民分忧，获得赞誉。
不负御史之责谨立廉洁之根
走进海南省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邢宥墓园，草木葱茏，静谧庄重，“紫贝首出”四个描金大字刻在石牌坊之上，格外醒目。
邢宥（1416年—1481年）何许人也？或许，许多读者并不知道这个名字。但在海南、在文昌，这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清代海南探花张岳崧将他与丘濬、海瑞并称为“海南三贤”。
要了解邢宥，我们不妨从一首诗开始——
希贤希圣又希天，治国齐家此一身。
德业文章传世久，我今宜勉自童年。
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邢宥出生于琼州文昌邑水吼村（今海南省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这首诗据说是邢宥十岁时所写。诗歌的格律不甚工整，但寄托广大、内涵深刻。“希贤希圣又希天”一句，透露出北宋大儒周敦颐对邢宥的影响。
周敦颐在《通书·志学》中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圣人希望自己能精进成天人，贤人希望自己能精进成圣人，士人希望自己能精进成贤人。周敦颐此语，意在鼓励士人以圣贤为榜样，立志成贤成圣。
周敦颐认为伊尹、颜渊是“大贤”，伊尹辅佐商汤灭夏，以“致君尧舜上”为自己的志向，他尊贤敬贤，要是有贤才没有被发现，或是没有被用在合适的地方，他就会感到一种在闹市中被鞭挞的羞耻。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一位学生，他曾称赞颜渊能在陋巷中苦读，别人都觉得苦，他却怡然自乐。若能效法伊尹、颜渊，“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邢宥立志高远，自幼聪慧，五岁始读《三字经》，日记数十言。明正统六年（1441年），考取举人，正统十三年（1448年）高中进士，次年授四川道监察御史。
这是邢宥正式获得的第一个官职。明代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虽然只是正七品官，但职责繁重。这从朝廷对邢宥的任前劝谕中可见一斑，“朝廷设监察御史，欲其振纲纪而励风俗，以弼成国家之治”，朝廷慎重考虑邢宥的出身、品行、声誉，才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希望他“扶君子而抑小人”“毋私于法，毋挠于势，毋讦以为直，毋苛以为能”。
邢宥的为官经历中，监察工作占了相当篇幅，他勤司纠察百官之责，谨立清正廉洁之根。
景泰元年（1450年），有人诬告宦官王振的家人孙太安藏匿钱财，牵连二十多人。此前，王振已被处斩，家产被查抄。邢宥奉命与一个叫于信的官员一起调查此案。于信来自锦衣卫，尽管此案查无实据，但于信还是认为要将孙太安的财产没收充公，因为他担心不这么做，可能招来祸害。邢宥说：“无其情而文致于法，是我杀之也。”明明没有此事，却要虚构其事，致使无辜之人身陷囹圄，这有悖于他的职守，有违于他的人格追求，他不肯听从于信的意见而是尽力为无辜者辩白。
景泰二年（1451年）冬，邢宥奉命出巡福建。明代中后期，倭寇骚扰明朝海疆，明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邢宥出巡福建期间，当地声称抓获一批“海盗”，要将他们处以极刑，临刑前，这些人高声喊冤，邢宥疑心这些人有可能被冤枉了，要求缓几日再行刑，“未几果得真为盗者”，被冤枉的人终得清白。
景泰五年（1454年），邢宥巡按辽东，刚到辽阳，就碰到了军中发生盗窃案，时值冬天，来自海南的邢宥并不适应这样的气候，但他不畏严寒，迅速查出有五十多人牵涉其中。有官员建议将这些人全部斩首示众，邢宥思虑深远，建议惩办首恶二人，其余人罚上城头守城，戴罪立功。上司采纳了他的建议，而这些人在之后的战事中果然戴罪立功，保卫了城池。
身为御史，邢宥做到了忠于职守，宽严相济，无怪乎史载他“凡三巡历，随在声称赫然”。
常念民之忧乐为官除弊兴利
“枉尺何劳计直寻，一官尝抱旧儒巾。”这是邢宥老年归乡后所写的诗句。许多官员将自己头上的乌纱帽看得异常重，邢宥却将母亲在他十四岁时亲手缝制的旧儒巾视若珍宝。这其中寄托着“今夕桂条凭折尽，来科留取最高枝”的美好祈望，也表达了为官不忘书生本色、发达不忘起于寒微的志向。
邢宥为人称颂的，是清廉俭约，是担当为民的情怀，这在他任地方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天顺四年（1460年）四月，邢宥赴任台州知府。初到台州城，他就遇到了一个不小的挑战。古代官署，一般是“前衙后邸”，前为升堂断案的地方，后为起居生活的地方。因屡遭战火而重建的台州府衙，格局狭小，没有宅院，知府无法安置家眷，以台州的财赋论，完全可以扩建官衙，但邢宥之前的几任知府都选择租房住。不仅知府租房住，吏员也租房住，此事明面上是吏治谨严不敢肆意扩建，暗地里却藏着猫腻，新任知府到任，便有人悄悄献金，以便知府租房，若是心术不正之人，便会以租房为借口敛财。
邢宥深知自己如因循守旧租房住，定难杜绝献金陋习，且有失清廉操守。他决定在官衙之东辟出一块地修建宿舍，带头捐俸，其他官员亦或多或少拿出自己的俸禄，宿舍很快就建好了。这不仅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关陋习，还方便吏员就近处理公务，提高办事效率。
在台州任上，邢宥以断案公允著称。台州诉讼繁多，史载他断案“缘情据理”，既以法律为准绳，又充分考虑到人际关系，因此台州百姓对于他断案的结果都表示信服。
成化元年（1465年），邢宥赴苏州任知府。苏州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但也存在着重赋的问题。明代共有超过百位官员任苏州知府，最为后世称道的是况锺，况锺治苏一项重要的成就即减少苏州百姓的税赋负担。
那么，邢宥在苏州任上政绩如何呢？史载邢宥治苏，“一本情理，不出奇，不立苛，惟省役均赋，节浮费，以便民为主。不期月，政化民洽。”
邢宥到任第二年，江南洪水泛滥成灾，苏州受灾十分严重。邢宥以先救灾民的性命为头等大事，在没有上奏朝廷的情况下决定发官仓储粮，并劝富民出粮，共得粮食八十余万石赈济灾民。但这些粮食还是不够，邢宥又取军粮结余二十万石赈济灾民。同僚提醒他，没有上奏就开仓放粮是要被追究责任的，更何况是军粮。
邢宥心忧百姓，他对同僚坚定说道：“民命在须臾，奏允而后给，则无及矣。专擅之罪，吾自当之。”古人有云“事急从权”，百姓生命危在旦夕，若是等待朝廷同意再开仓放粮，不知要使多少饥民殒命。邢宥敢做敢当，他的这一举动不仅获得了苏州百姓的赞颂，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与褒奖。
成化四年（1468年）十二月，时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邢宥，奉命出巡江南十一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清理两浙盐法。盐是明代国家专营事业，盐的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都有严密的措施，但其中利益巨大，各方势力不断染指，败坏盐政，影响正常的盐课收入。
当时的两浙盐政纠缠错乱，从盐运司官吏到盐场总催、镬秤人等通同作弊。在邢宥出发前，朝廷就整顿盐法之事给出了指令，他到任后遵照指令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捕获伪造盐引者，将其绳之以法，盐引是发给盐商领取与运销食盐的凭证，是盐法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二是抓获私贩食盐者四十余人，令其戍边。三是针对煮盐的灶户，平均划分盐场草荡，减轻他们的负担。
邢宥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商民称便，国赋无亏”，从中可见他的才干。
归乡生活俭约草亭读书会友
成化六年（1470年），邢宥回到故里水吼村隐居。从都察院四川道监察御史起，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终，邢宥在都察院得到了许多历练，面对自己肩负的职责，他问心无愧。
回到故乡后，他过着简朴的生活。如今的水吼村村委会旁有一条傍着水塘的小路，径直走下去便能看到当年邢宥为自己修建的草亭的所在地。这座草亭，邢宥曾用相当诗意的文字描述，他为这座草亭命名“湄丘草亭”，他也因此得到了“湄丘公”的雅号。
有客来访，他就以茶相待，若是没有客人，“则亭虚而静”。邢宥不爱去城市中逛，他就喜欢这乡间的草亭，感受“春风秋月，冬暖夏凉”。草亭隐居生活中，书和酒是不能少的，“意方有适，则检床头残简，或唤瓮底新醅，且研且酌，探颐陶情以消闲旷”。
草亭是简陋的，或许有人会说这亭子不够雅观，亭子所在的山丘景色其实一般，不知有何可乐。邢宥说，这是因为我的乐乃是“将拉无怀氏之民而友之，相与游乎太古”。
无怀氏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曾提到他的大名，并以“无怀氏之民”自况，无怀氏之民是“甘其食，乐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的，过着简单的日子，拥有简单的快乐。邢宥草亭隐居生活，追求的也是这种简单的快乐。
邢宥与丘濬有着深厚的友谊。丘濬结束守孝回京前，专程去文昌与邢宥道别，邢宥深知此生难再见，一直把丘濬送到琼州和文昌交界处的葫芦铺（今约亭）并口占一绝：“与君相送到葫芦，酒在葫芦不用沽。共饮一杯辞别去，君行西去故人无。”此诗载着深情厚谊，先贤之间的惺惺相惜，跃然纸上。
成化十七年（1481年）春天，多年受疾病困扰的邢宥自知时日无多，自题本人画像，连同生平履历，寄给丘濬托付后事。
作为回复，丘濬做《邢湄丘公像赞》，评价了邢宥的一生：
五岭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气，于此焉萃。立朝著蹇蹇之节，出守敷优优之治。总宪纲，存法外之仁；制国用，寓利中之义。众方俟其有为，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有执，直而不肆。不随时之好，必行己之志。非但秀出于岭海之间，殆超天下之士！
在水吼村寻访邢宥生平事迹时，邢氏后人邢诒静向笔者展示了这幅画像。该画像是当年邢宥任台州知府时所作。画中人物目光如电，庄重威严，邢宥为画像自题时，说：“人生有目，止能视人，不能自视。使非有得于心，焉能无惭于颜？”作为器官的眼睛，无法自视，但如果以心灵为眼睛，我们能够反求诸己，能够知道自己是否言行合一，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民，若是有利于民，便没有遗憾可言了。
近年来，文昌市纪委监委充分挖掘本地廉洁文化资源，将邢宥故居打造成廉洁文化教育基地，文昌在水吼村建设了邢宥公文化陈列馆，介绍邢宥的生平与官德，希望通过廉洁文化阵地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