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羊祜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官员，在西晋统一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立身清俭、重视家教，得到百姓称赞，并为之立碑纪念。如今，“羊公碑尚在”，证明羊祜的故事一直被人记得，捧读羊祜的传记和他留下的《诫子书》，今人依旧能有收获。
羊祜经略荆州，保境安民得称赞
羊祜是三国至西晋时期人，出身名门，其家“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闻”，汉末才女蔡文姬是他的姨妈。羊祜很早就展露出异于常人的才华，“博学能属文，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善谈论”。他的文学才华，通过其写作的家书，今人能够领略一二。若论羊祜最大的功绩，便是经略荆州、为西晋灭东吴奠定了基础。
公元266年，西晋建立，其时蜀汉已经灭亡，东吴与之对峙，其对峙的核心地带就在江汉地区。西晋和东吴的行政区划中都有荆州，东吴的荆州包括今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西晋的荆州包括今陕西、河南的小部分及湖北北部。西晋荆州大都督府设在襄阳，此地距东吴的荆州很近。
公元269年，羊祜奉命都督荆州诸军事。他到任后，特别注意安抚民心、改易风俗，“开设庠序（即学校），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东吴在与西晋对峙的地带，有多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其中在今湖北钟祥的石城距襄阳只有七百里地，对襄阳威胁最大。羊祜对此相当担忧，史载他用巧计使东吴废除了在石城设立的牙门戍将，此举让西晋得以减少戍守边境的兵力，羊祜命这些人转而屯田，结果大获其利。羊祜刚到任时，“军无百日之粮”，到他结束任期时，“有十年之积”。
羊祜在军中“轻裘缓带，身不披甲”，身边随从很少。有一夜，羊祜想要离开军营外出，值守营门的徐胤持棨拦住了他，他说羊祜身为将军，不应随意离营，羊祜身负重责大任，其安危非一人之安危，实关乎国家之安危，除非我徐胤今日死了，将军才可出营门。羊祜听完他的话，“改容谢之，此后稀出矣”。
金元时期的大儒郝经曾评价羊祜：“魏晋以来，专尚诈力，以相倾轧。羊祜独务德信，开示公道，不为掩袭，使吴人心服，一举而奄有江淮，混一区夏。孔明之后，一人而已。”尤能佐证郝经评价的是羊祜与陆抗的交谊，还留下了“羊陆之交”的典故。
羊祜到任荆州的第二年，东吴派出陆抗都督信陵（今湖北秭归东）、西陵（今湖北宜昌）等地军事。羊祜与陆抗乃是对手，羊祜的策略是待之宽仁、攻心为上。在研究对东吴的作战计划时，有人提出要用“谲诈之策”，羊祜岂不知兵不厌诈的道理，但却不愿采用这些建议，还将提出建议之人灌醉，让他无法再说话。西晋士兵俘获了东吴两小儿，羊祜命人将他们归还本家，不以其为人质，不久东吴将领夏祥等来归附，两小儿的父亲也带着亲属来归附。
陆抗生病，羊祜得知后派人送去药品，陆抗没有疑虑这药品是否有问题就吃下了。倒是他身旁的人颇为担心，强烈建议他不要吃，他说：“羊祜岂鸩人者！”东吴末主孙皓听说荆州边境安宁，陆抗和羊祜关系很好，颇为不悦，派人前来质问。陆抗回答：“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正是因为羊祜待陆抗以仁，才更需要陆抗以仁对羊祜，若是以暴对仁，不就正好彰显了羊祜的德行，令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其时东吴已露败象，但仍有一定实力。陆抗死后，羊祜认为对东吴用兵从而统一全国的时机到了，他的《请伐吴疏》乃历史上有名的奏议，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才与武略。可惜他的主张当时未能得到朝臣的广泛支持，但历史大势已充分显露，在羊祜去世两年后，即280年，西晋灭东吴，统一全国。
羊祜教子恭为德首，慎为行基
阅读《晋书》中的羊祜传记，“让”字出现了好几次，体现了羊祜的谦让精神。在朝堂中，若遇见裴秀等曹魏时期就已成名之人，“祜每让，不处其右”。羊祜曾获封钜平侯，后来因他经略荆州、应对东吴有功，朝廷欲将泰山以南的五个县设南城郡，封羊祜为南城侯，这里是羊祜的故乡，这是尊崇有加的礼遇，羊祜却坚决辞让不受。
羊祜“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这与魏晋时期一些以斗富为乐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羊祜十二岁丧父后，侍奉叔父羊耽、叔母辛宪英甚勤。辛宪英素有贤名，《晋书·列女传》介绍当世女性事迹时，将她列在第一位。羊祜曾送给叔母一床锦被，叔母觉得太奢华了，退了回去。由此可见，羊祜的清俭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羊祜给后人留下的文字不多，其中有一篇《诫子书》，堪为中国家训史上的名篇。羊祜只有一女，并无子，以兄子为嗣。
这篇《诫子书》首先谈到了自己少年时的求学经历，会说话时，他就开始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到九岁时便能背诵《诗》《书》，但在乡中没有人称赞羊祜，“无清异之名”，这不免让他感到难过。羊祜由此感叹，他的才华实不如已经去世的父亲，他自谦地表示自己今日能身居高位，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获得的，而是朝廷给予的恩荣。
接下来，羊祜教育子侄们做人的道理，“恭为德首，慎为行基”，突出一个“恭”字和一个“慎”字。他希望子侄辈“言则忠信，行则笃敬”，不要轻易许诺给人钱财，不要传播荒诞不经的言谈，不要听毁誉别人的话，尤其是毁谤别人的话，若是听见了，不要再去传播。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若言行无信，身受大谤，自入刑论，岂复惜汝，耻及祖考”。他希望子侄们能常拿出这封家书来读，时刻提醒自己谨言慎行，勿使自己受辱，亦勿使家庭受辱。
羊祜忙于军国大事，写下家书教育家人的机会恐怕不多，身教重于言教，平时羊祜的谨言慎行即为后人做了很好的示范。羊祜的女婿有一回跟他提建议，何不置办一些家产以便日后享用。羊祜默然不语，没有当即回应女婿的建议。旁人退去后，他对子侄们语重心长地说道：“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树私则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识吾此意。”这话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时也告诉子侄们他不会留下丰厚的家产。
羊祜欣赏西汉疏广的家教理念。疏广在家书中对子孙表示，自己不会为他们留下丰厚的家产，并不是因为他不关心子孙，而是因为财富未必有利于个人的成长与家庭的发展，他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这几句话，影响了包括羊祜在内的许多人，堪称经典。
一块羊公碑，触动古人多少心绪
羊祜去世后四百年的一个冬天，孟浩然与几位好友同登家乡襄阳的岘山，登高望远，难免思绪万千，孟浩然慨然吟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这首《与诸子登岘山》，常被人引用的是首联，不过十个字，道出了一个千古不易的道理，便是世间唯一不变的事情是变化本身。人间的事情，小至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大至一朝的成败兴衰，总是变动不居的，正是因为有变化，才形成了历史。
历史时间是有不同尺度的。孟浩然登临的江山，既是自然意义上的江山，也是文化意义上的江山。自然意义上的江山，是地理环境亿万年演变的结果，它在人类问世前很久就存在了，它变化的速度很慢很慢；文化意义上的江山，是人类赋予自然之山以文化的内涵，它有赖于许多人的接力传承。孟浩然为之涕泪沾襟的羊公碑，是为了纪念羊祜。由此可见，羊祜死后四百多年，他的故事仍在流传。
孟浩然死后五百多年，马致远出生。这位元曲大家的生平，今人所知不多。他有一组读史叹世之曲，其中一曲如此唱道：“画筹计，堕泪碑，两贤才德谁相配？一个力扶汉基，一个恢张晋室，可惜都寿与心违，不如醉还醒，醒而醉。”
这首曲子中，“堕泪碑”即是孟浩然诗中的“羊公碑”，“画筹计”说的是谁，有人认为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有人认为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似乎诸葛亮更为贴切，且诸葛亮、羊祜两人都与襄阳关系密切。
马致远感叹两人均是贤德之人，可惜寿命不长。诸葛亮未能实现《隆中对》中的远大蓝图，而羊祜未能看到西晋灭东吴，统一全国，虽然他为之做出了许多努力。
“羊公碑”何以称作“堕泪碑”，《晋书》说得明白，羊祜死后，襄阳百姓感念其恩德，在他常去游赏的岘山建碑立庙，四时祭祀，百姓睹碑思人，无不泫然泪下，故称“堕泪碑”。
羊祜热爱山水，与友人不知去过多少次岘山了，但有一回的经历却载入了史册。站在山顶，他慨然叹息，对身旁的从事中郎邹湛等人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这山已有亿万年的历史了，而一个人能存在多少年呢？正如人看见无垠的星空而感叹自己的渺小一样，我们面对时间的永恒亦感受到人的存在只是倏忽一瞬，由此而产生惆怅。
邹湛回答：“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既然人的存在只是倏忽一瞬，那便要做出为后人铭记的功绩，如此便克服了遗忘、超越了时间。
后人每每提及“羊公碑”或“堕泪碑”，不仅是称赞羊祜的功绩，亦是借此抒发自己的担忧，担忧自己虽有才华却不得志，未留下令后人铭记的功绩，也许只能如邹湛等人一样，只是在羊祜的故事中充当一个配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