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哈尔滨停业的客栈、学校等用来当作防疫的办公室、消毒室和病房

　　1911年3月18日，英国《伦敦新闻》报道伍连德在哈尔滨防治鼠疫

　　华夏文明的勇敢和智慧完全可以在历代抗疫的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经历如此频繁的疫灾，古人较早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抗疫制度体系。囿于时代认知，先人并没有形成关于疫灾的系统知识，但却丝毫不影响其建立成熟完备的抗疫制度体系。

　　及时获悉疫情并迅速确诊是抗疫的前提。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载：“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伍）丙，告曰：‘疑（疠），来诣。’……令医丁诊之……”这不仅意味着秦代已经建立了疠疫确诊标准，而且要求基层及时上报。到了宋代疫情上报制度已十分完善，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宋仁宗下诏：“比诸路饥疫相仍，朕念徭赋科调之烦，百姓未获休息，庐巷疾苦，或不得闻，转运、提点刑狱亲民之官，其思所以救治之术，条列以闻。”然而地方上报极少，仅三天后仁宗再次发布上谕：“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閤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

　　隔离是最直接有效的抗疫方法。秦代已将隔离纳入刑罚执行的考虑，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对尚未定罪但可能判处重罪的疑犯感染麻风病（疠），或送往“疠所”隔离执行，或定杀之：“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可以论？当（迁）疠所处之；或曰当（迁）疠所定杀。”对于轻罪犯则隔离行刑：“城旦、鬼薪疠，可论？当（迁）疠所。”

　　秦汉之际还出现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传染病“毒言”，《封诊式》亦载：知道别人患有疫病，皆不与之进行接触；明知已患者需主动隔离。这表明秦代基层自觉隔离防控之策相当明确。

　　主动居家隔离是古今不变的良方，即便有碍日常政务运转。《晋书王彪之传》称东晋“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对关乎政务运转的直侍则可作例外处理，这是不得已的铤而走险。宋代甚至要求官员严格按照时令来上任。如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宋真宗曾下诏“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军队自唐五代开始配有军医，南宋军队常备防疫药品，然军中抗疫很难采隔离之法，故多直接残忍杀死。

　　自汉代起，官方就派遣医官巡诊疫区，为患者免费施药甚至由皇帝颁行药方。例如南宋都城临安于绍兴十六年（1146年）夏和二十六年（1156年）夏两次发生疫情，十六年夏“分遣医官循行临安疗病者，于秋乃止”。二十六年夏“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同时，官府一般掩埋或火葬疫死者尸体。朝廷免费给死者赐棺器盛殓，集中掩埋。从北宋末年开始，普遍设立漏泽园掩埋无主尸体，被历代效仿。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宋代还以度牒为奖励招募僧人志愿者掩埋尸体。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爆发疫灾，名臣富弼认为此前“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集中隔离之法反而造成了疫情的二次传播，并且调配不济，名为救人，实为害人。于是，他大胆变革：“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富弼除了号召官民并举，出粮救灾外，还征集住所达十万余分开隔离灾民。同时，以报酬和请功相报动员退休和候任官员，并好生犒劳。最后开放国有“山林陂泽之利”使民自救，并及时安葬尸体，此后“天下传以为式”。

　　明末清初已采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康熙还曾下令强制接种：“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同时特设“查痘章京”一职督办。到18世纪，清代建立了严格的边境检疫制度：“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西医的科学抗疫方法在清末开始成为决战疫灾的法宝。1910年12月黑死病爆发，伍连德博士亲赴疫区解剖死尸追踪病源，大胆判断为新型肺鼠疫，果断采取建立隔离医院、控制疫区交通、加强铁路检疫、火化鼠疫患者尸体等举措，仅用4个月便成功阻击了波及五省共造成6万余人死亡的大疫。

　　古代中国疫灾防控除了强调个人卫生，整治生活环境（尤其是水源净化）之外，最主要的举措则有上报确诊、隔离治疗、尸体处理的基本方式以及减免赋税、祭祀祈福等辅助手段，涉及政务运转、军队作战和刑罚执行各层面。既有技术手段，又有道德反馈，王公贵胄和平民百姓一体遵循，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抗疫制度体系，故而沿用千年。

　　古代抗疫制度的变革发生在疫灾频繁爆发之际，除了以医学知识的精进为前提外，还有赖于虚心总结和果敢革新的抗疫主导者，如康熙、富弼和伍连德，他们分别代表了传统的君臣和现代的士人，都是在深刻总结传统抗疫举措利弊得失、及时利用中医防疫经验和严格遵循科学防控之道的前提下，立足于传统的政治官僚体系和农业社会群体，不断激发传统抗疫制度体系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