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两国将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自然少不了高质量的展览。目前，日本京都市美术馆与陕西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合作推出“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展出包括秦兵马俑在内的120多件（组）文物，兵马俑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1976年，首访之地就是日本；在东京的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推出“四季礼赞——中国故宫摄影和日本插花艺术展”，将展现故宫四季之美的摄影作品与日本池坊花道会的插花作品同台呈现，颇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意味。

　　在国内目前也可以看到以中日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展览。中国美术馆正在展出“黄檗润两邦——隐元及师友弟子的禅墨世界”，展出明末清初禅宗高僧隐元隆琦禅师等人的书画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日之间经由宗教的文化交流拥有悠久的历史，唐朝鉴真东渡的经历感人至深，为了实现自己许下的诺言，鉴真六渡才取得成功，而到达时他已经双目失明。隐元1654年应日本佛教界的邀请而东渡弘法，这时他是63岁。隐元在中日佛教史上都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在东渡之前曾任福州黄檗山万福寺住持，东渡之后在京都宇治修建了一座寺庙，他沿用黄檗山万福寺的名称，正式在日本开创了黄檗宗。值得一提的是，宇治这个地方今天以抹茶而出名，抹茶这种饮茶法其实源于中国，在唐宋两朝风靡一时。

　　隐元除了弘法之外，也将当时中国的书画、篆刻、建筑、雕塑、印刷、医药、饮食等文化和技术传入中国，影响了日本的相关领域。该展览所呈现的隐元及师友弟子的书画，显示这一群体具有不俗的文化品位，他们的画作往往以几笔勾勒出形象，并不工笔描写景与人，点到为止，留下余白供大家想象，他们的书法往往随兴而写，书写的内容富有禅意，有时甚至令人莞尔一笑。

　　展览还复制了九件隐元带去日本的家具，有椅子、橱子、行灯等，它们或以隐元本人的名字命名，或以黄檗的名字命名，可见其对日本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四季豆在日本还有一种叫法——隐元豆，因为是他将这种食物带入日本。隐元的一位弟子独立性易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技术传播到了日本，被尊为“神医”。由此可见，经由宗教的文化交流往往溢出宗教，而进入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华世纪坛正在展出“江户绮想曲——浮世绘大展”。近几年，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的浮世绘在北京、上海的多个美术馆展出过，吸引了许多观众。展览海报上几乎无一例外将《神奈川冲浪里》或《凯风快晴》放在中心位置，这两幅葛饰北斋的作品属于《富岳三十六景》这个系列，乃浮世绘的经典之作。在中华世纪坛的浮世绘大展中，完整展出了浮世绘风景画最著名的两个系列《富岳三十六景》和《东海道五十三次》，后一系列的作者是歌川广重，鲁迅很喜欢葛饰北斋和歌川广重两位画家，曾对友人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喜欢葛饰北斋，到五十来岁时最喜欢的是歌川广重，其次是喜多川歌麿。

　　浮世绘不仅是图绘风景，它几乎充当了照相机的作用，将那个时代的世俗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一画下来。浮世绘的产生，受到中国古代的书籍插画、年画等艺术形式的影响，许多研究者都指出清朝前期苏州的桃花坞年画对浮世绘的影响，那时苏州和日本的长崎有商船往来，桃花坞年画到了长崎后，再流传到京都等地。年画和浮世绘都舍得用大红大绿的色彩，与表达文人心性的山水画在色彩上的克制十分不同。浮世绘从手绘发展到版画后，可以用相当低廉的成本大量印制，这无疑有利于其传播与消费。浮世绘传入到西方后，颇受当时新锐画家的欢迎，比如梵高就曾说自己的画室整个墙壁都贴满了浮世绘，再比如莫奈的艺术也受到浮世绘的影响。

　　因此，在中国的年画、日本的浮世绘、西方的印象派之间，竟暗中有一条线索可以相互串联，艺术家从其他文化中汲取灵感，再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作品，为人类的整体的精神财富再增添一笔，这也许就是文化互鉴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