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今年是孔子诞辰2575周年、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故宫博物院隆重推出“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展出包括故宫博物院藏品在内的国内外近30家考古文博单位的380件（组）展品。一件件文物，向观众展示了儒家文化源远流长的脉络、家国天下的情怀与广被四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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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中的孔子衣镜，呈现目前所知最早孔子形象
近期，国内多家博物馆推出了精心策划的展览。在故宫博物院的午门及东西雁翅门展厅，“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吸引了许多观众。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是具有深刻礼制内涵的一座门，彰显着国家的威严。
礼，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孔子对其念兹在兹。“大道之行”展的第一件展品，是出土于江西南昌汉海昏侯刘贺墓中的孔子衣镜（复制品）。这件衣镜由青铜镜、镜框和镜掩三部分组成，打开镜掩，方可对镶嵌在镜框中的青铜镜照面容、正衣冠，不用时应合上镜掩。
这件文物出现了目前为止，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孔子形象。镜掩上绘制六个人像，两人一组，分上、中、下三层排布。上层绘孔子与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中层绘子赣和子路，子赣就是子贡，古时赣、贡二字是相通的；下层绘子羽、子夏。每个人像旁有篇幅不小的墨书，为人物传记。
画中的孔子穿深衣长袍，头戴小冠，脚穿翘头履，腰系佩剑，面向颜回微微前屈，颜回双手合抱于身前，向孔子行躬身礼。这个画面，很像是颜回恭敬地向老师请教问题，孔子耐心回答。
在“大道之行”展中，观众将反复看到孔子的形象，明代的一幅《孔子讲学图》中，孔子与众弟子在高山流水的自然环境中相互切磋，而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则描绘出西方传教士心目中的孔子形象。在中国人的视觉文化中，对于祖先、圣贤必画像、塑像，具体而微的人物形象，能够让观者觉得亲近，从而生发尊崇之心。如此多的孔子形象反映了中国人对孔子的尊崇，以及孔子在中国文化中长久不衰的地位。
“大道之行”展中，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提醒观众，孔子的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处于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中。孔子十分熟悉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与礼乐文明，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西周制礼作乐的周公常进入他的梦乡，他会为久不梦见周公而感到遗憾。
“器以藏礼”，礼乐文明的内涵，就深藏在一件件精美的青铜礼器中。青铜禁是稀见的一种青铜礼器，观众可以在本次展览中欣赏到出土于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3号墓的西周兽面纹铜禁。西周大铜禁，仅仅发现了三件，展出的这件是唯一经科学考古发掘出的。
“禁”是放置酒器的器具，一般认为出现于西周，有大有小。石鼓山出土的大铜禁上，放置着一件方彝、一大一小两件提梁卣、一件铜斗，其中较小的提梁卣放在一件小铜禁上。
周人赋予“禁”以严肃的道德内涵。商代晚期，纣王酒池肉林、耽于逸乐、役民无度，最终周人崛起，以“蕞尔小邦”灭了“大邑商”。周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商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耽于饮酒，当以此为鉴，实行禁酒。
《尚书》中有《酒诰》篇，为周公对将赴卫国就封的康叔的训诫，康叔名为封。周公提醒封，不要忘了周人是如何逐步发展壮大的，“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要求他到了封地后，执行禁酒政策，“无彝酒”“饮惟祀”，即不要经常饮酒，只有祭祀场合才可按照礼制饮酒。
值得一提的是，《酒诰》还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反映了西周的民本思想。“监”即“鉴”，中国人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是中国历史书写重要的一项传统。以史为鉴的立足点，始终是当下。孔子衣镜中，孔子像旁的传记，称孔子为“至圣”。他之所以享有“至圣”之地位，既因其熟悉三代的典章制度与礼乐文明，更在于能够结合所处时代的形势，创造性地以“仁”来诠释“礼”，开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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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笔下的儒者伏生，
不顾个人安危为往圣继绝学
孔子衣镜制作的年代，是儒家学说取得了官方正统地位的时代。汉武帝尊崇儒术，而其他学派并未就此湮灭。儒家学说的包容性，使它能够持续与不同学派进行对话与整合。
儒者须深入研习经典，从中了解圣贤之道。“大道之行”展中，《伏生授经图》是关注度很高的一件展品。该图传为王维所作，典藏有序，惜于二十世纪初流入日本，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展览介绍“此图因富有感染力的故事主题、超逸的艺术水平和传奇的作者身份，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画面中的伏生，是一位瘦弱而显疲倦的老者。他盘坐在蒲团上，在其面前是一张条案，案上有砚台、毛笔，伏生身体前倾，双臂放在条案上，似乎全身的重心集中在双臂上，条案给予他支撑的力量。他右手执纸卷，左手作指点状，在纸卷的旁边，还能看到一束竹简。伏生头戴方巾，肩披薄纱，身穿一种叫“心衣”的服饰，这是汉唐高士的一种标志性服饰，仿佛天气炎热在家中穿的清凉服饰，放浪形骸、不拘一格。
画面不见学生的身影，据史籍记载，伏生面对的学生是晁错。伏生是秦朝博士，济南人，秦始皇焚书时，他冒死将《尚书》藏在自家墙壁内。而后，秦末战乱、楚汉相争，伏生只得逃亡他乡。待到天下重归一统后，他回到家乡，发现藏在墙壁内的《尚书》已缺失了数十篇，仅得二十八篇。他开始在齐鲁一带教授《尚书》。汉文帝时，朝廷欲搜集儒家典籍，闻知《尚书》仅有伏生一人精通，想将他召入宫中，但他已九十高龄，禁不起舟车劳顿，朝廷便派出晁错去伏生那里学习《尚书》。据载，伏生年事已高又有口音，便由其女儿向晁错口授《尚书》。
伏生所传的《尚书》，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称为“今文《尚书》”，与后出的用大篆或籀文等较古雅的字体书写的“古文《尚书》”有明显的不同。今天通行的《尚书》是“今文《尚书》”。
宋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伏生冒死守护《尚书》，正是“为往圣继绝学”，令命若悬丝的学术重拾生机。当文明的光芒渐渐幽微时，总会有伏生这样的人，守住文明的火种，等待合适的时机重燃。生生不息，长长久久。
汉代传授儒家经典讲究“家法”，轻易不外传。在这样相对封闭的传承体系中，为了坚持门户之见，即便知道所传经文是有误的，也不一定改正，更何况经年累月地传播有误的经文而不自知，更甚者穿凿附会，曲解圣贤本意。东汉末年刻立石经的做法，将儒家经典的官方确定版本公布在全体学者面前，学者可据此知道自己习得的内容，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有误的，在规范的经文的基础上进行诠释。
“大道之行”展中，展出了多件汉魏石经的残石。熹平四年（175年），汉灵帝命蔡邕等人校正儒家经典文字，刻石立于洛阳太学前，这就是“熹平石经”的由来。熹平石经是我国最早的官刻儒家石经，刻成后前来观摩的学者络绎不绝，造成太学周边交通堵塞。熹平石经如今只保留下若干残石，由展出的《尚书》残石可见，熹平石经是用隶书书写的，并未使用其他字体，所以又被称为“一体石经”。熹平石经的书法历来为人称道，它出自蔡邕等名家之手，用笔一波三折，蚕头燕尾，独具神韵。
三国曹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洛阳太学迎来了一套新的石经，即正始石经。正始石经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所以又被称为“三体石经”。展出的《尚书·皋陶谟》残石，三种字体呈品字形排列，与其他石经三种字体从上往下排列的方式不同。
在正始石经之后，还有唐代开成石经、五代后蜀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今天我们能在西安碑林见到完整的开成石经，在北京孔庙见到完整的乾隆石经。其实，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与纸质书籍的普及，刻立石经具有的象征意义越来越明显，它代表着对儒家学派的延续，对圣贤经典的尊崇，对以文化人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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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展现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儒家学说历经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清代朴学繁荣等不同阶段，学脉绵延不断，又能应物变化，包容创新，吸收不同学派的养分，故而富有生机，富有吸引力。儒家并不强调族群之别，不认为族群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儒家更加强调的是文化认同，只要认同中华文化，便是一家人。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中，各民族对儒家思想的学习与接受，不断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大道之行”展中，有一幅明代人绘制的王猛像。五胡入华后，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其中由氐人建立的前秦，在苻坚统治时一度统一北方，出现十六国时期难得的较为稳定的时期。苻坚能达到这一成就，与王猛的辅佐密切相关。
王猛是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人，出身寒微，却胸怀大志，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苻坚与王猛的相遇，史籍称“若玄德之遇孔明也”。苻坚信任王猛，令王猛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治理才干，他“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
在兵戈扰攘的十六国时期及之后的北朝，许多人都认为习儒没有用，不如习武可以自保，又能上战场厮杀，以军功荣身。王猛与苻坚深谙儒学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在前秦境内广修学宫，强制要求“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学受业”，对于百石以上的官员，要求懂得一种经典，若做不到就有可能被罢黜。苻坚本人熟读儒家经典，他常去太学考核学生“经义优劣”。这一系列的举措，让儒学在前秦境内享有崇高地位，促进了氐、羌等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融合。
儒家推崇忠孝之道，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孝是人类天然的感情，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对于孝这一理念的接受，无须长篇大论，有时一个小故事就足以感动人心。
“大道之行”展中，一件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的孝子图鎏金银壶，让观众感叹契丹工匠的精湛技艺。契丹贵族十分喜欢金银制品，辽墓中出土的金银制马具、靴子、捍腰等，鲜明体现了契丹人的游牧风俗。
这件文物让我们看到了契丹对儒学的接受。该鎏金银壶通体錾刻花纹，银壶颈部和腹部各刻四幅孝子图，共计八幅，讲述了八个孝子故事，如晋朝一位十四岁的女子杨香，与父亲去耕作，见有猛虎扑向父亲，不顾自身安危，牢牢扼住猛虎喉咙，父女二人都免受其害；又如东汉蔡顺，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新莽末年战乱，母子吃不饱饭，蔡顺捡桑葚充饥，一个碗里装品质较好的桑葚，给母亲吃，一个碗里装不好的桑葚，给自己吃。
那么，这件文物的主人是个怎样的人呢？耶律羽之是辽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机的堂弟，很有才干，晚年特进上柱国。据耶律羽之墓志铭记载，他“于辅政之余，养民之暇，留心佛法，耽味儒书，入萧寺则荡涤六尘，退庙堂则讨论五典”，即对佛、儒皆有研究。
提及耶律这个姓氏，或许最先让读者想到的是蒙元时期的耶律楚材，他是契丹贵族后代，在金朝为官，入仕蒙元。他倾力保护儒生，优待孔子后裔，修复孔庙，提倡文治。听说兰州的学斋缺粮，他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部分粮食寄去。闻知多地重修孔庙，他以诗相赠，抒发喜悦之情，表达对孔子的敬重。他写道：“须仗吾侪更修葺，休教风世丧斯文。”又故作反问：“试问中州士君子，谁人不出仲尼门。”在他看来，儒者成风化俗、经世济民、协和万邦，可为者多矣。
斯文不在别处，斯文在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