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时间跨度最长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耗费十九年心力才撰成此巨著，在此过程中，他得到了刘攽、刘恕等几位助手的帮助。刘攽、刘恕是当时一流的史学家，也有宽仁治民、封还衣袜等美谈传世，可见其清廉品质。
刘攽、刘恕等人的工作为《资治通鉴》的编纂打下基础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表现之一是我国历史文献的连续性与丰富性，古代说书人常以“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来开场，即体现出一种历史连续不断至于当下的意识。
在漫长的历史编纂史中，古人创造了多种历史书写的方式，其中两位“司马”贡献颇大。一位是西汉的司马迁，他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一位是北宋的司马光，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时间跨度最长的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这一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开始，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第二年北宋建立，对司马光而言，就进入了当代史。《资治通鉴》共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
它的篇幅庞大，足有294卷。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古籍整理工作，标点《资治通鉴》是新中国最早组织开展的大型古籍整理工作，参与整理的范文澜、顾颉刚、蔡美彪、邓广铭、聂崇岐等人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文献学家，标点质量很高，195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十大册，近一万页。现在市面上通行的这一版本，已分为二十册，更方便阅读。进入新时代，对标点本《资治通鉴》进行修订的工程已经启动，未来读者将见到一个更为准确的版本。
司马光耗费十九年光阴才撰成《资治通鉴》，他在元丰七年（1084年）向宋神宗进《资治通鉴》时，说自己如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几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身体状况已不是很好了。司马光希望宋神宗能在闲暇时打开此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一年，司马光66岁，两年之后，司马光与世长辞。
《资治通鉴》的撰成，司马光的贡献最大，但要修成如此大规模的史书，他也需要助手。在元丰七年的上表中，他一一列举了助手的名字：
检阅文字司马康
同修范祖禹
同修刘恕
同修刘攽
在司马光的耀眼光芒之下，几位助手却相形落寞，其实他们也是当时一流的人才，在史学方面造诣很深。三位同修的分工，刘攽负责汉代史，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和五代十国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史，“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
据柴德赓《史籍举要》所言，“同修诸君虽同预修史，实际只是作长编，对材料，参与议论；至于总持大纲，笔削取舍，都是司马光自任其劳。”
何为长编？写作编年史、年谱等，都需要以长编为基础。长编的做法是，先尽可能多收集相关材料，再按照时间顺序排比材料，并对材料进行考订。长编是精心收集考订的史料集，是还有待于提炼的初稿，《资治通鉴》就是在长编的基础上进行缜密删订后方才问世的。后来也有历史学家直接将长编出版，如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此书是研究北宋历史必须参考的史料，它在时间上紧跟在《资治通鉴》之后，在编纂方法上也效法《资治通鉴》。
长编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历史研究的质量。长编最是考验一位历史学家的识见与耐心。历史研究强调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史论要从史料中出，因此对史料的考辨至关重要。
《资治通鉴》的成功之处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三位同修所作的长编质量很高，而长编已隐入《资治通鉴》成书的过程中，我们已看不到了，幸好司马光的助手们在《宋史》中皆有传记，后人可借此了解他们的治学与为官。
刘攽家有“墨庄”，两代共研汉朝史
“幽事随时有，移书晒日华。囊开鱼蠹字，眼晕石榴花。病忘多三箧，劳心愧五车。赐书仍有品，前辈羡吾家。”这是刘攽写的诗《晒书》。
古人有晒书的风俗，早在东汉，就有月令书提到农历七月初七即七夕，“曝经书及衣裳”，用阳光杀死藏在书中的蠹虫，以此保护书籍。对于刘攽而言，晒书不限于七夕这天，是随时可做之事，而且他将其称作“幽事”，可见其爱书之深。
刘攽自豪的是家中藏书丰富，惹得别家羡慕不已，这其中有几代人的积累，也有朝廷所赐之书，能获得朝廷赐书，实在是读书人家莫大的荣耀。在石榴花盛开的庭院中，刘攽望着阳光下一一摊开的藏书，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书香，心中除了有自豪之情外，还有一些愧疚，愧疚自己没能照顾好这些书，愧疚未能学富五车，愧疚未能充分发挥藏书之用。
刘攽来自宋代江西新喻的“墨庄刘氏”家族，新喻即今之新余。刘攽的祖父刘式，曾手抄了不少书籍传给后人，刘式去世后，抚养孩子的重任都落在了其妻陈氏肩上，有人劝她多置田产以为长久之计，陈氏不以为然，指着家中千卷藏书，表示有此“墨庄”，何须“田庄”。陈氏督促孩子读书甚严，而其子孙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不俗成绩，为家族获得了荣耀，也使陈氏得到贤母之美誉。
刘攽在庆历六年（1046年）高中进士，同榜进士中还有他的哥哥刘敞，兄弟二人同科中举，一时传为美谈。更能彰显墨庄刘氏文化底蕴的是，刘敞、刘邠、刘敞之子刘奉世合著《汉书标注》，可见汉代历史研究是其家传学问，司马光请刘攽负责汉代史是很有眼光的。
刘攽还有《东汉刊误》《汉官仪》等书传世。《东汉刊误》是对南朝范晔的《后汉书》的校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明代国子监重印《后汉书》时，将刘攽的校勘成果散入到正文中，以便学者参考。《汉官仪》则是对汉代官制的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刘攽曾被贬至曹州（今山东菏泽）任知州，当时此地盗贼出没频繁，前任知州用重法治盗都没有什么效果。刘攽上任之后，一改重法治盗的前例，改以宽仁之法，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宋哲宗即位后，刘攽曾短暂到朝廷任秘书少监一职，不久就因病自请到地方任职。时为中书舍人的苏轼等人上书朝廷，称赞刘攽“博记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数器，守道不回”，希望能让他留在朝中为官，获得同意。
刘攽之“能文章”，不仅是能写历史文章，亦能写得一手好诗文。他曾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显示宋诗崇尚意趣。刘攽的诗歌名篇有《新晴》《雨后池上》等，其中《新晴》写夏日景色，适合当下阅读，诗曰：“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刘攽到底是出自书香世家，连他笔下的南风也是爱读书的。
刘恕嗜学如命，病中仍不忘修史使命
当初，司马光奉命编纂《资治通鉴》时，宋英宗允许司马光在馆阁文臣中挑选助手，司马光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
刘恕来自江西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与刘攽的家乡不远。两人同来自赣西地区，可见当时这里文化深厚、英才辈出。刘恕负责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与汉唐大一统王朝不同，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西晋短暂统一外，其余时间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战乱频仍，又兼五胡入华，民族之间大融合，要理清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已属不易，更何况要深入探究细节。
刘恕对于这段历史相当熟稔，司马光有不能明了之事，皆听取刘恕的意见。刘恕似乎特别擅长处理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他将五代十国的历史也整理得井井有条，便利司马光的工作。《宋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刘恕曾与司马光同游洛阳的万安山，路上看到一块石碑，读碑文知道涉及一位五代不太有名的将领，刘恕能够将此人的事迹一一道出，司马光回家后翻阅史书，果然与刘恕所言一致。
范祖禹在《秘书丞刘君墓碣》中也曾称赞刘恕博闻强识，“纪传之外闾里小说，下至稗官杂说，无所不览，其谈数千载间事，如指诸掌”，“道原（刘恕的字）终身不治他事，故独以史学高于一时”。
刘恕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其对学术的专注是分不开的。与刘攽家富有藏书不同，刘恕需要到别人家借书。他的朋友宋敏求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宋敏求在亳州做官时，刘恕特地去亳州拜访他，想借阅他的藏书，宋敏求尽地主之谊，准备好了一桌宴席，刘恕却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宋敏求只好撤去宴席，刘恕将自己关在书房中，昼夜读书、抄书，待了十来天后，终于将自己想看的书看完，竟看坏了眼睛。
范祖禹疑心“道原致疾，亦由学之苦邪？”《资治通鉴》的三位同修中，刘恕最先去世，他于元丰元年（1078年）去世，年仅47岁，最终未能看到《资治通鉴》的问世。
司马光蛰居洛阳时，刘恕在江西为官，他向朝廷请求到司马光身边，协助他修书。一路颠簸到洛阳，刘恕自觉身体状况不佳，对司马光表示，恐怕这是此生最后的相见，相伴数月后，刘恕启程回家。送别之际，司马光赠给他一些御寒的衣袜，刘恕推辞不过，只好收下，走到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又将所赠衣袜寄还给司马光。刘恕家贫，但一丝一毫不妄取于人。
未及到家，刘恕便得到母亲过世的噩耗，哀痛不已，“俄得风疾，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痛苦备至”，在病痛之中，刘恕没有忘记司马光的嘱托，没有忘记修书之事，“每呻吟之隙，辄取书修之，病益笃，乃束书归之局（指修《资治通鉴》的书局）中。”
刘恕除协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外，自己也有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外纪》传世，由其名字可知，此书乃是因《资治通鉴》而生。《资治通鉴》起于三家分晋，也就是开篇就到了战国时代，刘恕问司马光为何不从更早的时代写起呢？司马光表示孔子作《春秋》，已将平王东迁以来的事情囊括在内了。刘恕又问孔子作《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一事，那为何不从这里写起呢？司马光回答：“经不可续也。”刘恕由此知道，司马光修书带着“尊避圣人”的敬意。
与此同时，刘恕又认为《资治通鉴》不述三家分晋之前的事，对于读者而言总是不方便的。要了解这段时间发生的历史大事，读者必须去找《史记》《国语》和诸子百家的书，相当分散。
刘恕将三家分晋前的史事整理在一本书中，这便是《资治通鉴外纪》的由来，此书前接《资治通鉴》，刘恕原本还打算再作一书续《资治通鉴》，但因身体不适，自知再无余力便主动放弃了，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