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在中唐文坛地位超凡，与白居易齐名，史称“元白”。然由于穆宗朝仕宦之迷局与《莺莺传》写作主旨的被误解，元稹又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背负投机与薄情之恶名。正负两面的极端评价，让元稹在后世毁誉参半。

　　那么，历史上的元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元稹在历史上的传播接受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元稹的道德评判和学术研究是否真实可信？一个又一个谜团，亟需专家学者去破解。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相录在为元稹编订年谱、校注作品后，惊奇发现元稹并非如后世文人批评得那样不堪，于是他回到历史的现场，保持客观视角，寻找内在逻辑，梳理真实史实，力求还原真实可信的元稹故事。

　　《旧唐书》是最早、最完整叙述元稹生平事迹的文献。可就是这本让诸多学者深信不疑的史书，周相录却发现在一段不足五十字的文字记载中，至少存在三处不小的漏洞。周相录抽丝剥茧，慢慢勾勒出元稹在身后一千多年被接受的历史轨迹。当作者在考察整个中唐以至大半个晚唐后，竟发现没有人叙述元稹结交宦官以求仕途升迁之事。元稹形象的扭曲，着实耐人寻味。

　　作为被后人接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元稹的诗歌在历朝历代的接受情况各不相同：从唐代接受元稹诗歌的现象较为显著，到晚唐五代影响逐渐式微，再到宋元时期主要学习效仿元稹篇幅较短、触物感怀的诗风，再到明代接受更趋多元化，直至清代达到接受史的高潮。元稹诗歌的流播情况，折射出历代文人对元稹诗歌的爱恨情愁。透过诗歌，周相录再次发现，后人对元稹的诸多非议，不在作品，而在人品。

　　《莺莺传》让元稹风生水起，可这篇自传性小说，也让他开始背负薄情之恶名，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莺莺传》的接受史，在某种程度上亦成为了古代传统经典作品接受史的一个缩影。周相录从张生这一人物形象为思考起点，静心梳理张生思想情感的演变历程，进而探究崔莺莺的情路历程与生命渴望。在严丝合缝的推演之后，周相录认为，张生与崔莺莺最终都抛弃了追求“非礼”的自由爱情时的自己，回归到了故事刚开始时“以礼自持”的自己。那种认为元稹始乱终弃、无赖薄情的观点，在周相录看来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所导致的错误结论”。

　　在周相录看来，理解元稹一生政治上前后转变的关键，是“经”与“权”的选择；而评估元稹一生文学成就的关键，是文学史与文学价值的区分。但对元稹传播接受史的研究，最艰难的还是改变历史定论。周相录以事实真相为经，以客观分析为纬，动情叙述真实的元稹故事，最终帮助大众认识一个更真实的元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