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孔爱萍《牡丹亭》讲座海报，她被誉为“最美杜丽娘”。

　　提起杜丽娘，大家都不陌生，不就是《牡丹亭》里的杜家小姐，还能是谁呢？这话说得不错，但只对一层，还未见到更深处，因此我们的问题就很显出其必要性了。尤其杜丽娘这一形象在横向的艺术空间和纵向的历史评价中特有其复杂性和内涵，更让我们痴迷不已。

　　首先，杜丽娘是“至情主义”的化身。她一生为情所痴，敢为情死，亦敢为情复生，正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爱情在她生命中所拥有的力量可与上帝天神媲美，“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根植于生命深处的原始动力，使她敢与占有绝对优势的“正道理学”展开殊死搏斗。汤显祖因此叹道：“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彼时敢“以情格理”的，一是从晚明官场愤然归隐的汤显祖，另一则是在汤翁笔下以生死作搏斗的杜丽娘。

　　其次，杜丽娘是时代女性的先锋。这份先锋意识源于她对爱情这种原始悸动的清醒认识和主动把控。换句话说，杜丽娘的痴情至情不是冲动盲目，也非凭一时意气，她对自己的舍命追求有清晰认识。杜丽娘的人格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其爱情不依附于丈夫，一切都是她以女性作为主体所得，一切都必须按照她心目中的愿景实现。当她复活后，柳梦梅贸然提出欲与其做人间夫妻时，被杜丽娘断然拒绝：“前夕鬼也，今夕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她的婚姻也非依附于传统礼教，非依附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是自身命运的主宰。当皇帝问“‘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国人父母皆贱之。’杜丽娘自媒自婚，有何主见？”时，杜丽娘斩钉截铁地答道：“臣妾受了柳梦梅再活之恩，真乃是无媒而嫁……保亲的是母丧门……送亲的是女夜叉。”她的“至情”不是混沌盲目之情，她的抗争充满理性、独立的光辉。

　　明代沈德符在其《万历获野编》中说：“《牡丹亭》一出，家户传诵，几令《西厢》减价。”清代石韫玉又在《吟香堂曲谱序》中说：“汤临川作《牡丹亭》传奇，名擅一时。当其脱稿时，翌日而歌儿持板，又翌日而旗亭已树赤帜矣！”可见《牡丹亭》一经出世便誉评不断。

　　晚明王思任评说：“杜丽娘隽过言鸟，触似羚羊，月可沈，天可瘦，泉台可瞑，獠牙判发可狎而处……则杜丽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独也。”又有《小青传》的作者支如增评说：“自杜丽娘死后，天下有情种子绝矣。”可见在《牡丹亭》演艺历史早期杜丽娘的形象颇有深情而轻灵动人，可以“沉月、瘦天、瞑泉”，审美意味浓烈……但目光多集中在其人物外形和惊泣鬼神的情感力量上，丰富的人物内涵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直到清代史震林在其《西青散记》中记载有评《牡丹亭》者说：“杜丽之人，形至环秀，心至缠绵，眼至高远，智至强明，志至坚定。”此时对丽娘的形象评价逐渐转向其内在的人物品质，且着眼全面。她逐渐从一个仅象征“至情”的典型人物转变为丰富立体，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

　　上世纪50至80年代间，以临川籍学者游国恩为代表的文学史界一般将杜丽娘的形象概括为面对封建礼教力量，以某种自由的生命意志追求自由爱情、自由婚姻的叛逆者、抗争者。此时“杜丽娘的形象所蕴含的深厚的社会内容得到了凸显，其审美意义则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旁落”。

　　8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审美的多样化、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杜丽娘的形象得到了多角度阐释。从心理批评的角度看，她入梦、变鬼，又成人，是晚明传统文化与“本我”显现综合的结果，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杜丽娘“是一个近代启蒙运动历史前孕阶段体现追求人性解放的艺术形象，是中国古代爱情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中点人物”……

　　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们更进一步理解，杜丽娘更是汤翁为抒发其在中国传统道德信仰体系下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抒发，是在黑幕下的一道闪电。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优秀的艺术形象具有穿越历史的阐释价值，是因为每个时代都能在它身上发现所渴求的精神。杜丽娘就是这样，无论从横向的艺术阅读还是纵向的历史品评，其灵魂值得我们永恒地探究与追索。因此，谁是杜丽娘？她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作者：徐伟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