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与读者一起分享新译莎士比亚的心得体会。

　　张昊 摄

　　19世纪末，莎士比亚的名字已传入中国。此后，一代又一代学者将不同的中文译本呈现给读者。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用时近十年，潜心重译莎士比亚剧作，至今，新译《莎士比亚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已出版13部，在研究者和普通读者中都引起了关注。本报专访了傅光明，请他带领我们走入莎翁新世界。

　　今天，如何替莎士比亚说中文

　　记者：英国戏剧诗人莎士比亚的时代距我们已超过四百年。他的剧作通过中国一代代学者翻译和阐释而焕发新生。对于读者来说，多一个译本便多一种选择。您为什么说“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新译本”。

　　傅光明：好的翻译作品，不应从翻译作品里感觉出，这是一个外国人在说中文，而应该感到，这个外国人怎么中文说得这么溜！这样的翻译一定是通畅的。文学之所以能在不同国家、种族、语言之间发生这种横向的、交互的作用，并生发艺术魅力，为不同国家、种族和语言的人所接受，翻译是重要的桥梁和通道。

　　莎士比亚戏剧产生于伊丽莎白时代，他的戏剧的产生与那个时代的剧场密不可分。莎士比亚当时写戏，不是为了给400多年之后的我们阅读的，而仅仅是为了给他那个时代的观众看的。在他那个时代，在舞台上，说大于演。而对于观众，听大于看，演员在舞台上的说话方式和文本之间有一定距离。所以，今天我们在替莎士比亚说中文的时候，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想象一下他那个时代的剧场和舞台的情形是怎样的。尤其像莎士比亚戏剧，它不同于今天的英文写作，因为这些作品写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那时的英语书写有很多不规范之处，正因此，反而使莎士比亚获得了巨大的创作语言的空间。这点十分有意思。

　　我的新译本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语言、注释、导读。语言肯定是现代语言，当下之人应以当下的汉语，让莎剧在语言上具有一种当下的在场感。另外，如果不借助大量丰富的注释，我们很难读懂莎剧，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在那样一个英语母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对于莎士比亚那个时代的戏剧氛围并不先天了解。我们需要丰富的注释来帮助理解和填补。因而，每新译一部莎剧，我都下了一番功夫，做出大量丰富的注释。

　　我写导读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我也是读朱生豪译本长大的，那个时候，似懂非懂，加之有年轻人的虚荣心，有时候不懂装懂。这次通过自己新译，以及注释和导读，我发现了一个莎剧的新世界。我想把它“原味儿”地带给读者，让读者眼前一亮，觉得“新”译的确不同于“旧”译。倘能如此，我作为一个新译者的目的，或者说意愿，就达到了。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不但历久弥新，而且常读常新

　　记者：“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不但历久弥新，而且常读常新。”在您看来，我们为什么要读莎士比亚？

　　傅光明：莎士比亚戏剧已经被经典化，具有超时空性，在这个前提之下，它也自然具有当下意义，因为他的戏剧写透了人性、世态等方方面面。我读莎剧时，常常感觉在读自己、在读当下、在读我们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从不觉得莎剧是400多年前的戏，事实上，戏里的剧情、人物依然每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着、浮现着。所以，莎士比亚戏剧从时代性来说，跟我们并没有距离感，时空上似乎很遥远，但实际上就在我们身边。

　　莎剧当中有很多非常好玩的东西，因为莎剧的本质就是市井戏，它是写给平民的，并不是贵族艺术。今天我们对于莎剧应有这样的理解和认识。《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对要去法国的儿子有一番训诫，他告诉儿子出门以后要注意言行、举止，多听别人说，自己少开口；别人说的时候要微笑、点头；既不要借钱给别人，也不要找别人借钱，因为钱这个东西，搞不好就会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那些原本亲密的朋友都会因为钱翻脸，更何况萍水相逢呢！莎剧当中这些微妙的描写和剧情都特别好玩。

　　莎剧是我们的镜子。正如《皆大欢喜》中那句最经典的台词所说“整个世界就是一座舞台”。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在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角色扮演好呢？取决于自己的本色。

　　记者：此前，您提出计划用十年时间重新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您独立完成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至今已出版新译本13部。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您心中的哈姆雷特又是怎样的呢？

　　傅光明：现在看，十年，说得乐观了。颇感欣慰的是，从2012年至今，八年来，新译《莎士比亚全集》已出版13部：“四大悲剧”“四大喜剧”“四大历史剧”，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有了一个小规模。后边的，续译续出。

　　至于我心目当中的哈姆雷特，以前我偏向于认为他是一位复仇的忧郁王子。受前辈学者的影响，也曾一度认为他是一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次通过新译，我对莎士比亚，对他笔下的哈姆雷特，有了全新的认知。我愿把哈姆雷特看成一个生命的孤独者，他自认为不被世人理解，他有宏大的志向，想担负起扭转乾坤、改造王国的重任。但当时丹麦王国的现状，让他非常痛苦。所以，他感到王国就是一座杂草丛生的、阴郁的监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存异常痛苦、艰难，可他又有一种理想和志向，试图施展人生抱负。他试图寻找机会，而唯一的机会就是杀掉叔叔，通过复仇来完成复兴大业。

　　复仇又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艰难，除了他本身的性格因素，还有一个素来被读者忽略的因素，那便是哈姆雷特所身处的宗教环境，他被天主教信仰束缚住了。但莎士比亚深受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他要把哈姆雷特写成一个具有新教思想的王子。同时，莎士比亚自己也有着浓重的天主教信仰。因此，不仅他在新教和旧教两者之间煎熬和缠斗，他也将这种矛盾注入到哈姆雷特身上，就是“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这个核心问题。

　　在新译的过程中，我认为哈姆雷特是被自己的宗教信仰捆住了手脚，这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性格。所以，我并不十分认同以往的哈姆雷特性格上的“延宕说”。这里有复杂的宗教因素，并由此决定了他要等待的复仇机会。我在导读当中，也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阐释。

　　当然，关于哈姆雷特，很多人即便没有看过莎剧《哈姆雷特》，也熟悉“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这说明，莎士比亚戏剧是打开的，它不提供结论，也可以用“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这句著名台词来解释这种打开。迄今为止，这句话的翻译是朱生豪译文“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从英文来说，里面没有中文“值得考虑的”这五个汉字的意思。也就是说，单看这句话的朱生豪译文，显然不算忠实、不够精准。梁实秋的翻译是“存在，还是不存在，问题所在”。若我们仅从中文来理解，能发现它跟莎士比亚的原意是否匹配吗？这个实在难以找到答案。

　　每个读过莎剧的人，都能够得到深刻的人生启迪

　　记者：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匠，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他对于人性的问题也展开了深入思考，并在他的诸多戏剧作品中对人类的复杂人性进行了观照。比如四大悲剧中的主人公个性鲜明，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莎士比亚通过人物动作和心理意向立体呈现主人公的多重性格。您怎样看待莎士比亚作品中对于人性的观照？

　　傅光明：莎士比亚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我们自己可能所知并不多，但莎士比亚写尽了这个世界，包括人性的悲悯、仁慈、关爱、和平，等等。莎剧的阅读非常有助于更新自我，更新我们的知识系统。莎剧是一个丰富的知识宝库，从天文、历史、地理到神话、民俗、自然，莎士比亚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们可以从他的戏剧中找到艺术的本源。

　　欧洲的文艺复兴，简言之，也是从“黑暗中世纪”的神性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人性复兴。它最大的使命或核心价值之一，是驯服兽性，彰显人性。莎士比亚深受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莎士比亚戏剧是英国文艺复兴的集大成者，莎剧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对于人的发现和人的价值的确立。换言之，人文主义是莎剧的一个中心思想。文艺复兴的尊重人性，张扬个性，使人向善，为其后文化、艺术、科学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丰饶而广阔的自由土壤，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人性美丑善恶的许多方面，在莎剧中都有广泛的戏剧呈现。我想，莎剧对我们当下最直接的现实观照之一，在于我们能否从莎剧中读出并领悟那样一种人文精神：有理想，有志向，热爱生命，积极向上，心怀悲悯，同情弱者，弘扬真善美，抛弃假恶丑，将人性、人情、人心的丰富、美好极大地释放出来。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本报记者 张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