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按代天子巡狩，行政、司法、民政、文教等无所不及，被赋予了“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之权。所到之处如帝亲临，首要职责便是审录罪囚，将民告官的直诉案件转交所告官员上级处理，若所告为按察司则审问。考评地方官员施政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主要通过审核文书发现端倪。除了刑名文书事务之外，巡按还巡察礼制钱粮和文教事务，包括亲临各处祭祀坛场点其祭器、墙宇有无完缺；矜恤孤老，审问衣粮有无支给，巡视仓库，查算钱粮有无亏欠；勉励学校，考课生员有无成效。总之，巡按御史和布按二司巡察府州县官，构成了临时和固定并行的动态巡视机制。

　　弘治年间，巡按获得了对布按二司官的考察、举荐和弹劾权。景泰四年（1453年）巡抚挂都察院衔，然到嘉靖年间，抚按可互为奏讦。嘉靖之后，巡按与巡抚并称“抚按”，凌驾于三司之上，类似总督。“凡有大兴革及诸政务，（布政使）会都、按议，经画定而请于抚、按若总督。”巡按俨然成了地方新增的一级行政机构，实因弘治之后的巡按御史多为进士出身，地位较之前有明显提高。巡按本在结束巡视后有考核程序，但到了明中期常流于形式，致使其越发骄纵。

　　明代一直沿用巡按制度，除了谨遵祖制外，还因其有奇效。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感叹：“天下贪官污吏、强军豪民所忌惮者，惟御史耳。”巡按若是廉吏更是整治地方的一把利剑。例如嘉靖的包节巡按云南，“镇守世臣悚然为君降礼，而贪墨之吏望风解印绶以去”。地方官都不敢招惹的地方藩王和出使地方的太监，巡按也敢纠劾压制。正因为巡按有皇命在身，且后期权势极大，与巡抚互相牵制，可防地方专权；尤其巡按掌控部分军权后，更可提防地方叛逆。

　　若遇地方突发事件，地方往往来不及向上请示，巡按便可利用便宜之权，直接发号施令应对紧急事态。尤其是在偏远之地，当发生贼盗或叛乱，巡按即可迅速镇压；偶遇灾害，巡按亦可直接赈济。万历年间钟化民巡按山东，“岁旱，请蠲振，先发后闻”。巡按享有的应急处置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危机治理的能力。

　　巡按虽似为一级行政机构，但无需对地方负责，如不能用心为君分忧，只能空耗国帑，一旦留下地方亏空便只能由所巡各州县均摊。天启初年，巡按淮扬的崔呈秀到处透支，至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不胜其苦。巡按权大事繁，巡察只能是理想，他们尚需自行雇用吏员代行其职，其成本只能通过贪贿来找补。各巡按皆效此法捞取地方银两：“强盗，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访犯，地方大恶也，每名得贿千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多以贿免，不应荐者，多以贿荐。”万历年间巡按苏酂“按滇，贪肆，赃盈巨万”。代巡按巡察地方的吏员更是借机寻租，地方官员既要讨好巡按，又要行贿委任吏卒，便会加大搜刮民脂民膏，百姓苦矣。据称“巡按盘查、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有百余万”。

　　年度巡视让地方官员疲于应付奉承。为博得好感，地方官员“皆以作揖为名，日候于御史之门，而无暇各行其政”。同时为避免出错，地方官员无不请示禀报，就连布按二司也“不得专行其职，而事皆察命于巡按矣”。再加上地方官员还要应付其他监察考核，只能是“东参西谒，朝送夕迎，碌碌奔走，迄无宁日。而各府推官不复理本府之刑，专于答应巡按矣”。大权在握让巡按自觉无所不能，他们甚至会干预军事决策，往往贻误战机。

　　巡按御史解决了因距离和通讯造成的上传下达低效的难题，快速应对地方紧急事态，然而却妨碍了地方日常事务的处理。问题的根源在于监察权和行政权的不分，巡按之权无所不包，令地方官员唯唯诺诺，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效能。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委派地方父母官治理一方，就需要给予充分信任和支持。适当的随机巡视可发挥激励官员的奇效，然混淆监察与行政甚至军政，频繁巡视就会束缚官员手脚，难以发挥主观能动。巡按还会过度榨取地方，地方治理每况愈下。只有回到“以卑督尊”“职责有分”的巡视原则才是正道。

　　即便巡按有如此之多的问题，清顺治初期依然继承了此制。当时巡按先于督抚而设，随着清军征服疆域的扩展由北向南陆续派遣，颇有安抚地方之意。顺治七年（1650年）四方平定后，因财政困难暂停巡按。顺治八年（1651年）又恢复，将任期延长，一年改为一年零六个月。因清初御史均为汉族，地方官又多为满蒙，以汉督满引发满族亲贵不满，顺治十年（1653年）被再次叫停。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州县官员贪腐严重，在丝毫没有改进的前提下强制重启巡按，维持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彻底罢废。

　　回眸那样一个时代，令人唏嘘不已。在尚未改革明代巡按之弊的前提下，顺治出于应急之需轻易启动又随意暂停，既损害了制度本身的权威性，又增添了新的诸如损害满人权贵利益等弊端，可谓旧伤未愈，新伤又至。（董凡沈玮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