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多有序。

　　赫然出现在一本书的开头，如冠带，如眼睛，既醒目，又提纲挈领。因而，自古至今，未有不倾其心力而为之者。或为他序，或为自序。

　　前者，大凡邀约名家巨擘、恩师学长、相知挚友介绍作者之学养、人品、成就；该书之分量与价值，充分地又是画龙点睛地捧给读者。由他人代言客观性增强了，由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站台，其效果可能事半功倍，实是一条不错的终南捷径。

　　自作序也十分流行，一是自己更为了解自己，对思想倾向、独有风格、审美情趣等方面的介绍更容易有的放矢，特别的一点就是更容易将自己的内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缩小哪些部分，放大哪些东西，可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因而，这个序，也就构成了一个内涵甚丰的世界，用显微镜和解剖刀来欣赏、品咂，也不亚于读一部经典巨著。

　　王树枏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官至新疆布政使。他不只政绩颇佳，多有建树，而且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是实打实的文学泰斗，因其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无可争议地出任清史馆总纂。

　　然而，令许多拥趸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名满天下的人物，在其《故旧文存》自序中却这样自曝其丑：“我之习文路径是有过曲折的。年轻时从黄子寿先生学习古文，由于不吝汗水，所作往往甚得先生嘉许，同窗好友也尽是溢美之词，就在这一片夸誉甚或追捧的氛围中，我自己也不免飘飘然，以为差不多能和古代文豪们比肩了。可是等到后来和桐城的吴汝纶先生有缘在一起，才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之感。吴先生文学造诣深不可及，时间越久，越感觉自己的肤浅和鄙陋，真是惭愧得不得了。遂暗弃往日所持，另起炉灶，按吴先生路径，发奋用功。然后，再以几近全新的文章拿给吴先生请教。吴先生则说，他原来就以为那不是你本人的东西，今天一看，就越发坚定了其判断，这才像你的水平啊。我自己也曾经见过不少学门同仁，用功之勤，用力之笃，世所罕见，然而毕其一生，始终不能脱颖而出，就和我早年一样，未得其门径，安能登堂入室？”

　　王树枏作此序时，已经七十七岁了，且已是学界名流，文坛巨擘，这样自揭曾误入歧途的不够光辉的历史来启迪后人，无疑需要胸怀和勇气。

　　著述如海，有些作者唯恐喊破嗓子还招不来眼球，何况还在如此重要的文眼之处耐心讲述自己过往求学中的挫折，这让人一看便知，他并不是早先传说的文曲星下凡啊。可他偏偏如此谦和、真诚，一点也不考虑别人会怎么想，只是一味倾囊他的成败得失，宛如蜡烛一般，以期让更多的后来者看清未来的路。正由于这份谦和与真诚，他才被后人充满敬意地誉为“万世之龟鉴也”。（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