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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与“二重思想”
2020-08-31 10:35:00  来源:检察日报

  二重思想、二重人格的表现五花八门,概括起来,大抵两类:主与奴。二者可易其位,或主而奴,或奴而主,也可以亦主亦奴,二者兼具。这种二重人格,在那个时代的权势者中特别突出: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则奴性十足。

  “特立独行”与“二重思想”

  ——鲁迅风骨漫谈之三

  邱存平

  

  画家张克伟所作鲁迅画像

  鲁迅去世后,黄炎培在一次悼念会上说:鲁迅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不怕恶势力,把一切怪现象毫不客气地揭穿,这种精神就是古人所说的“特立独行”精神。我绝对相信,中华民族的生命,就寄托在这一班特立独行的人身上。

  特立独行谈何易!他不仅要与明的敌人抗争,他要揭穿“一切怪现象”,有时还不免“与人为敌”,得罪许多人。在无处无压迫的社会里,被压迫者不仅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思想的自由。能够迎难而行、逆难而进者,实在太少,因而更显其可贵。

  按鲁迅的说法,当时“中国社会的状态,简直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新旧体制,新旧事物,新旧思想道德,都纷乱杂呈,人们“既行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个个自相矛盾,一切人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如此,怎么不产生二重以至多重的思想和人格呢?

  现在时代不同了,但“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事物”的现象,依然还有。面对这复杂多元社会的多重矛盾和多重思想,人们的确很难摆脱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在人生价值与人格的选择上,却决定于你自己的内在因素:看你有没有“连根拔去了”二重以至多重思想的决心和自觉,是否真的立志走向特立独行之路?

  “特立独行”,古人的释义,是指有独立见地、有探索,不随波逐流。鲁迅出表述,则见于他对许广平关于是否参加政治团体的问答。他说,团体尚服从公决,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宜加入;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鲁迅显然是选择“特立独行”为终身志向的,这是那个时代特征所决定的。

  坚持特立独行,遇事“不和众嚣,独具我见”,必然会与现实中的诸多二重思想、二重人格的无操守行为不相容。这种无操守,鲁迅称为“无特操”。无特操者的思想特征,便是无信念、无定见,他对什么都不信,更无所谓“坚信”。比如“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那种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哪一面都不相信的。只要一面对他有利,他就是那一面的。

  思想要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无特操者的“善变”,却把思想变化的灵活性变成了随意性。他们随时可以利用各种“理论”和“理由”来投机取巧,“以无耻和无聊应对着社会的变化”。例如当他们作为批判家显身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时用阶级斗争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所以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为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鲁迅还批评过一种“革命文学家”,他们好像同时脚踏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当环境较好时,他就在革命这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以为凡是非革命文学,统得扫荡;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成文学家了,这是又觉得非革命文学的意义,倒也深长。这种人的变来变去,可说是无坚定的操守,却不好说是完全作伪,是否是有点像今天的两面人?

  二重思想、二重人格的表现五花八门,概括起来,大抵两类:主与奴。二者可易其位,或主而奴,或奴而主,也可以亦主亦奴,二者兼具。这种二重人格,在那个时代的权势者中特别突出: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则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他人为奴才,但如有主子,则一定以奴才自命。这类现象,在各层国民性中相当普遍。曾经做过公务员的鲁迅,对此一定有切身体会。例如上下级关系中的主奴易位:在上司面前,点头哈腰,俯首帖耳;在下属面前,则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即使在家庭里,一边向长辈下跪,一边则对妻儿挥拳。

  但最令人深思的是,鲁迅晚年为什么一再向友人诉说,他对那些所谓“战友”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他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却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友军中从背后来的暗箭……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正是这些“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一旦获得某种权力,便变成“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他们常以“革命指导家”自居,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把自己“指导”下的“战友”当工具、当玩具,以至“任意锻炼人罪,戏弄威权”,其“横暴恣肆,达于极点”。

  这种“革命者”与“横暴者”,“革命指导家”与“奴隶总管”二而一、一而二的“二重人格”现象,让鲁迅痛心地意识到,在他所曾寄于期许的反专制、反奴役的革命中,竟然也有产生新的专制、新的奴役的可能……他的所谓“寒心”和“灰心”,大概即指此吧。

  鲁迅的特立独行,在那个时代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在这种选择中,恰恰让我们读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个时代的种种新气象。

  编辑:仲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