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能憎才能爱，能杀才能生”的似乎重憎轻爱的说法，不仅是批判“人人相爱”论的思想武器，也是鼓舞被迫者从憎恨中奋起，以抗争求生存，求解放的内在动力。

　　分明的是非与热烈的爱憎

　　——鲁迅风骨漫谈之一

　　邱存平

　　绍兴鲁迅故里

　　说起鲁迅风骨，首先想到的是他所主张的“分明的是非，热烈的爱憎”。他有感于当时文坛上那些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者以“文人相轻”之说，来抹杀不明是非、混淆黑白的现象，一连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从各个视角，辨析了其中的种种是非。

　　鲁迅认为，有些人虽未完全麻木，也承认文坛（岂止文坛）的纷争中存在是非和爱憎问题，不能回避，但又以“是非难定”为由来回避，或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难无是非观”来装糊涂。其实，“是非难定”并非不能定，更不是无是非。世上虽有许多“是中有非”和“似非而是”的状况，判断是非也确不容易。有的人之所以故意吞吞吐吐，就因为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已无是非之分了。若拿“唯无是非观”来装糊涂，非但不能模糊是非界限，反而会陷入更加糊涂、混沌之中。

　　还有一种“专实利而轻思想”和“是非不谈，专论利害”的势利者。他们不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只是临到“是非之辨”影响或侵害其既得利益时，他就唯“利害之念”，而放弃“是非之辨”了。例如1936年，有人在报上大谈“亡国之际，忠臣义烈，殉节不屈”者如何“为我汉族生色”并以贰臣和汉奸吴三桂、洪承畴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可惨下场诫人曰：“似这样丢脸的事情，凡一班吃里爬外，枪口向内的狼鼠之辈，读此亦当憬然而悟矣。”按这逻辑，汉奸们的“丢脸”似乎不在其投敌当汉奸，而在其“下场”的“可惨”？这显然是只论利害而不谈是非之论！在鲁迅看来，“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那种以为只要“下场”好，能升官发财或名利双收，当汉奸也不“丢脸”的论调，实是只顾利害的“经商”者的“势利之念”，决非以“是非之辨”为第一着的“卫国”之心。

　　鲁迅似乎更强调“憎”的一面，常说的是“能憎才能爱，能杀才能生”，这不是因为他所见的黑暗和可憎的东西太多了，而是敢于直视黑暗，又敢于揭穿其伪善假面的人太少的缘故。那时有一些“帮闲”者，他们不但掩藏黑暗，而且还粉饰太平，他们的行径引起鲁迅异常的憎恶是很自然的。例如新月社中人在攻击革命文学“偏激”时，就鼓吹过褒爱贬憎的论调，说“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力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力量，互助的力量超过互害互杀的动机”。可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常态的社会”么？按鲁迅的看法，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社会，一个充满压榨、残暴、杀戮的社会。被压迫者实在被压得太苦了，除了憎恨、反抗和斗争，还能有什么生路？鲁迅的“能憎才能爱，能杀才能生”不仅是批判“人人相爱”论的思想武器，也是鼓舞被迫者从憎恨中奋起，以抗争求生存，求解放的内在动力。

　　鲁迅对敌人和“帮闲”的憎恨那么强烈，好理解，为什么对同胞身上的黑暗面或谓丑恶东西，也作那么无情面的批评（如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批判），这是不是显得过于少爱寡情？我以为这正显示鲁迅对劳苦大众的深情的大爱。“革命的爱在大众”。按日本学者增田涉的说法：鲁迅对中国人的辛辣，甚至恶骂的笔锋，实际上是对本国人民热爱的变形。他说中国坏话，正像父母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的儿子：这家伙很蠢，没有办法，原是爱极了憎恶，有时不得不挥动叱咤的鞭子。

　　也许是那些“斗、斗、斗”年代留下的可憎的记忆太多了，有些年许多便大唱“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向往着走向“和谐”的境界，但现实的状况，却未必都能从心所愿。世间固然已有许多可爱的东西，但也仍还有敌人，还有恶势力，还有层出不穷的腐败等等可憎可恶现象，所以还不能不去憎，不去斗，而一味沉溺于爱的呼唤中。只要你还有点社会良知和责任心，谁也很难闭起眼睛，无视那些可憎现象，更不会麻木不仁随波逐流！有个作家曾提出学习鲁迅“敢恨”“会恨”的意见，我以为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对一切丑恶腐败事物的憎恨，体现了一种人性的力度，做人的原则，一种道德的召唤！

　　鲁迅的“爱憎不相离”，体现在生活中，便是“横眉冷”与“以血饲人”的统一。

　　鲁迅在“两地书”中，有一段回顾自己半生遭际的肺腑之言：“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的。”“终日为别人打杂”，每日“除陪客之外，投稿，看稿，绍介，写回信，催稿费，编辑，校对。但我毫无不平，有时简直一面吃药，一面做事，就是高长虹所笑为‘身心交病’的时候。我自甘这样用去若干生命，不但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点报偿。”使他愤慨的是，有的文学青年，鲁迅为他改稿累得吐过血，而鲁迅离开北京后他即百般攻击。鲁迅说：“他先前日日吃血，一看见不能再吃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

　　翻译家傅东华曾是文学社同仁，曾因错误地攻击过鲁迅而受过他的严厉批评。但当傅的儿子病重，想住福民医院而找鲁迅帮忙时（鲁迅认识这医院院长），鲁迅毫不因与傅有过纠葛而不帮，立即在烈日之下，亲自步行到医院接洽一切，并陪同医生远道到傅家诊视。住院之后，又亲自到医院探问过数次，并时时给以医药上和看护上的指导。

　　鲁迅死后，傅的17岁儿子，到遗体前痛哭，傅东华写下深情的悼文：他老先生以那么大的年纪，那么忙的写作生活，又在那么大热的天气，竟肯为了一个和他并无密切关系的17岁青年操那么大的心，出那么大的力。所以，“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的解释做唯恨哲学，我就永远恨那个人，我就断定他自己才是个唯恨学者！……”也许正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好，所以他对鲁迅爱憎的内涵也就体会得更深切。

　　邱存平：原解放军报社理论部高级记者，先后出版鲁迅研究专著《现代人的呐喊》《智者的思考——鲁迅的思维方式》等。